《我的妓女生涯》
作者：康素珍
正文
血泪的控诉
三四十年代名噪大半个中国的名妓康素珍，以其亲历，描绘了旧社会妓院的种种“规矩”亦即种种罪恶，以及包括像胡宗南、马步芳等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军政政要们嫖娼的恶行丑态，本书中均有大胆地暴露和血泪的控诉，同时《血泪的控诉》也记叙了康素珍从良后的人生转折和感悟。这本难得的真实报告，是我们全面认识万恶旧社会的形象史料。
母亲的惨死
1931年夏天，成都市大阳沟显得特别肮脏杂乱。东西六七里长的沟渠两岸，像两条花蛇，蜿延曲折，千疮百孔，矗立着几百家茅屋草舍。
这些茅屋草舍，大都是在地上楔几根木桩，四周围上竹篾笆，抹上一层泥巴。上面则胡乱架些竹竿木棍，铺上茅草、谷草苫顶，就成了草屋。透过竹墙剥落的泥片，能看到大阳沟的全景。
这条沟有十几丈宽，临街的沟里横跨着三道木桥，这里是有名的…贫民窟。岸两边都是潘保长租赁的草房，里面住着说书的、卖艺的、挑葱的、卖蒜的、盖房的、拉车的，三教九流，都姓一个…穷…字。
大阳沟是一道排污的臭水沟，桥下的黑污水流着泡沫，薰得人眼花头晕。堤岸两旁垃圾遍野，粪尿遍地，到处是长尾巴蛆、屎克郎儿，满天飞着长脚坟子、绿头苍蝇。
就在这穷苦年月，混沌世界，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
瘦弱的母亲揉着干瘪的奶头，看着躺在一旁哇哇待哺的女儿，长叹一声，给这可怜的女婴取名小妹，这就是我。这以后的十八年，我饱尝了灭绝人性、摧残人身的折磨。
我的老家是四川安岳县黄角村。一家人穷得揭不开锅，爷爷和伯伯为寻门路搞起小本生计，在成都市后宰门卖豆腐。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在家务农。1930年，家乡闹灾荒，父亲挑着担子，母亲抱着一岁多的哥哥安娃子，逃荒来到成都，租赁了大阳沟的一间草房。凭着一身力气，给人家拉人力车。母亲在家靠给人洗衣服、缝补过日子，人们把这活叫做…缝穷。
我打六七岁记事起，就是靠土里刨食吃饭。哥哥背着背兜，手里拿着铁签子，在街上捡菜叶子，回来洗净后煮菜粥。我光着屁股背个背兜，在垃圾堆拣碎纸烂铁，到收购店卖上几个零花钱，那几个小钱是我的命根子啊！拿回家去时，手心都攥得出了汗儿。那些年，我就不知道糖是酸是甜，鸡蛋是圆是扁，只知道一文的小仔钱，两文的铜板钱。
逢年过节，父亲咬咬牙，花十个铜子从饭店里买一桶杂烩。这是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和霉烂的食物，饭店把它们一古脑扫进桶里，贱价处理，又酸又臭又辣，跟喂猪的泔水差不多。俺一家四口，只有一个破碗，四人轮换着，狼吞虎咽地改善一顿。
我们住的草房里，床上只有半张破席，全家合盖一个被子，实际是一个没有里表的破套子。成都天气暖和，春、夏、秋还好过，到了冬天，草屋四面透风，一家人都冻得受不了。我们每人一个被角，睡到半夜，只觉彻骨的寒冷，便往自己身上拉被套，结果，套子越扯越破，谁也睡不好觉，只好相互拥抱而眠。我和母亲睡在一头，有时我睡得迷迷糊糊，只觉套子被人扯走半边，母亲裸露着半截身子，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是个温柔贤惠的女人。我七岁那年，她二十七八岁，黑黑的头发，鹅蛋脸盘，白净面皮，欢眉大眼的。别看长得俊秀，却能吃苦耐劳，她白天洗涮，晚上…缝穷…，从没叫过一声苦，家庭的负担，儿女的吃累，使她年轻轻就落下一身妇女病。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父亲整天为生活拼命奔波，发愁作难，不知怎么学会了抽大烟。拉一天洋车经常连一个钱也剩不下。抽大烟有穷抽、富抽，父亲当然是穷抽啦！没有烟枪，他用纸卷成个筒筒，拿烟答烫着烟膏抽。挣来的钱还不够他买烟。他烟瘾一上来，馋得流鼻子、打哈欠，脾气变得粗暴古怪，反倒经常伸手向母亲要钱，不给钱就打母亲。后来，他包了陈家公馆的私人用车，吃住在那里，就更不管这个家了。
夏去秋来，树叶变黄、飘落，我身上仍然一丝不挂。一天，母亲看着我，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小妹，你也不小了。咱再紧一紧，攒点钱，我给你买条裤衩！…我听了非常高兴，低头看看自己那又黑又脏的光身子，似乎刚刚懂得了女孩子的羞涩，于是一溜小跑跑向垃圾场，那几天，我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儿。
一天，我沿着大阳沟走了几里，发现一大堆能卖钱的破烂，我用几条破布条接好捆起来，到收破烂的摊上去卖。这次，比平时多卖了两个铜子儿。我乐得心花怒放，一路想着自己的花裤衩儿，心里琢磨着怎样让母亲高兴，还想好进门先喊一声…妈妈…，好让母亲大吃一惊。
离家老远，只见我家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这种场面，我见过几次。穷人有个红白喜事，就聚在一起互相帮扶。那时生活、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年纪不大就死去了。我想到母亲，母亲这些天身体一直不好，可又没有钱看病买药，还是硬撑着干活。我不知道她那鼓起老高的肚子是怎么回事，只知她想吃这想吃那，就是没钱买，莫非……我心里像压上了铅块，紧往家跑。
跑到门口，见那些叔叔、伯伯们也不跟我打招呼，都用可怜、悲伤的目光看着我。我一头钻进屋里，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母亲两眼紧闭，脸色像蜡一样黄，仰面躺卧在地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块花布头，一定是正准备给我缝裤衩。再看下半截，却完全浸在血泊里，裤裆里突出一大块，鲜血浸透了衣裤。八岁的我，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后果，便扑到母亲的身上，放声嚎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们拉开，听着隔壁赵大妈向人们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天，母亲正坐在屋地的木盆旁洗衣服，潘保长忽然跑到我家，他是大阳沟一带的房主，我家住房每月要交他两块大洋的房租。他长着一对绿豆眼，一张老猪嘴，经常跑到我家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一双小眼闪着贼光，大嘴一张像个歪瓢。他站在屋里，淫腔浪调地调戏母亲，母亲低头只是不理。
潘保长忽然兽性大发，扑上去抱住母亲，要往床上拽。母亲急了，咬了他的手一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松开母亲，绿豆眼变成红杏仁，骂道：…臭娘们，你别不识好歹，我玩了不知多少女人，还没碰上你这样的硬货！…说罢，扬起皮鞋，冲母亲的小腹狠狠踢了几脚。母亲惨叫一声倒下去，他却扬长走了。
母亲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腹中七个月的妹妹小产了。这情景，赵大妈隔着篱笆墙看得一清二楚，等她赶来，母亲早已断气了。
当时，父亲不在家，大伯、大娘、爷爷听说这事，都气红了眼，要去法院告状。可是，赵大妈早已跑到别处躲起来啦，她怕吃官司，不肯当人证。
三个家族长辈忍无可忍，就去找潘保长说理。我和哥哥远远跟在后头。
潘保长住在保全巷，门口一对石头狮子。门口站着从刘区长那里借来的两个哨兵，上着刺刀。爷爷他们刚走到门前，站岗的把手一摆，忽地窜出一只狼狗，张牙舞爪，…汪汪…狂叫起来。
这时，大阳沟的叔叔、伯伯们追上来，七嘴八舌地劝说着，他们都说没人证物证，硬拼白白吃亏，还是先打发死人要紧。好说歹说，把爷爷他们又拖了回来。
没钱埋葬母亲，大伯领着我和哥哥给穷邻居们挨家磕头求告，那些好心的穷爷们，穷帮穷，凑钱埋葬了母亲，葬在杨柳店乱丧岗里。那是1939年的秋天。
三代人的悲剧
母亲一死，我的家彻底破裂了。父亲整天住在陈家公馆拉包车，哥哥被祖母接回老家，我像无娘的羊羔，只好到后宰门跟爷爷、大伯、大娘过活。
在后宰门，大伯开一个小小的豆腐店。爷爷挑担卖豆腐，生活比我家略微好些。一家人住着两间草房，前屋里面还安着豆腐磨，添上我这个新来人，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
自从没了母亲，跟着爷爷和大伯过日子，我好像过早地成熟了。我生来有一双勤快的手，在伯母家依然干从前的活儿，譬如扒垃圾，捡菜叶，努力帮爷爷家共渡难关。
在成都街头，我经常看到一些血淋淋的惨景，给我那幼稚的心灵划上新的伤痕。那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他们的铁蹄还没有踏进成都。为了配合入侵，他们整天派飞机在成都上空狂轰滥炸，成都马路下修了防空洞，飞机一来，市民们就争着往洞里钻。城里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街道被炸成一个个深坑，大街上经常躺着一具具血污的死尸。我亲眼看到过这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大血案：
一次，敌机又来轰炸，人们躲进了防空洞，并把洞口封好。飞机轰炸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总不见洞里的人爬出来。等打开洞口一看，原来洞口密封缺氧，躲在里面的市民们都已窒息而死。一天功夫，从洞里抬出二百多具死尸。这一夜，成都市灯火连天，哭声震地。
没了慈爱的母亲，走了不成器的父亲，爷爷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七十多岁的爷爷颤颤抖抖硬撑着身子骨，成天挑担子上街卖豆腐。他心疼我这苦命的孙女儿，经常带我上街，买一点小吃给我，还让人给我做了条花裤衩，这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儿。
伯母是个刻薄女人，凭空添了我这张嘴，整天冷若冰霜，常常指桑骂槐。尽管我努力干活，尽量不让别人养活自己，可她仍然横竖瞧着我不顺眼，有时还想抡起巴掌打我，幸亏爷爷经常在身边，她好歹还不敢太放肆。
这样过了半年多，秋去冬来，一场塌天大祸又降临到我家头上。后来，我才知道了这件祸事发起的过程：
那天，爷爷挑担到大菜市上卖豆腐，我因捡垃圾没跟着他去。爷爷把挑子放在菜市口上，挑子上头有个木托盘，上面摆着油盐酱醋。爷爷的麻辣豆腐在这一带有名，不一会儿，就围上来好多人买豆腐吃。
这时，有个身穿黄色衣装的警察，买了我爷爷一碗豆腐，吃完后拍拍屁股就要走，爷爷忙追上前去，说：…长官，你还没有给我钱啊！…
那警察回过头，冷笑一声，反咬一口说：…怎么？你欠我的那二十块钱，我还没向你要哩，你倒跟我张起嘴来！…
爷爷气得面孔发紫，白胡子一颤一颤地，大喊道：…胡说，你这是讹诈人！…
那警察被说得恼羞成怒，他又盛了一碗豆腐，…扑…地一下子扣到爷爷的头顶上，嘴里说：…谁吃你的臭豆腐，快还我钱！…
爷爷被烫得头上起了泡，他什么都不顾了，从挑子上撤出扁担，就要拼命。可他哪里是警察的对手，警察用枪托子把爷爷一顿毒打，当场吐了几口鲜血。七十多岁的人了，受了无辜的致命毒打，等抬回家里，不几天就死去了。
伯父东奔西走，要为父报仇。一打听，那人是警察队长。他告到警察局、法院，无人受理，反污他欠债不还，跑了一个多月，这场官司不了了之。
爷爷惨死后，伯父四处告状，伯母主持着这个家。见了我，更是整天没好气，不是红眼珠子，就是白眼仁子。我在桌下吃糠咽菜，她在桌上嘟囔，骂我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我只好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
一次，我饿得发慌，回家看看屋里没有人，发现在西墙的木板上放着蒸好的豆腐干，我急中生智，搬过一只木桶，想登上去偷拿豆腐干吃，刚刚摸到手，就见伯母走进屋，大喝一声：…好哇，小贼妮子，你竟敢偷东西吃！…
这一声把我吓坏了，我…扑通…一声摔在地上，脸擦伤了，板子掀翻了，熏好的豆腐干撒了一地。伯母更上火了，她拿起扁担，把我一顿痛打。不几天，伯母把我交还了我那不成器的父亲。
回到家里，家里空空荡荡，我从此成了个有家无人管的流浪女。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顶头风。没过多久，父亲也被人打伤抬回家里。
父亲康延亭，三十来岁，四方脸，长得虎背熊腰。他经人介绍，进了陈家公馆。陈家主人是有名的富豪，那时官匪一家，又荣升了国民党营长。他有一妻一妾，妻有一儿一女，妾有三个女儿，雇着使婆丫鬟。他们见父亲年轻力壮，便雇用父亲当他家的车夫。
陈家人丁众多，在人屋檐下当差，更没一点自由。陈营长出门用车，妻妾抬脚动手用车，儿女们上学用车，而且又不是一条路线，父亲整天忙得脚丫子朝天。
陈家主人抽大烟，父亲给人家买烟点烟，近墨者黑，渐渐地吸上了大烟而且还上了烟瘾。他在陈家呆了八个月，陈家给他的五个月的工钱，他全用来买了大烟。他连累带抽，那健壮的腰身变得佝偻了。
一天晚上，他给陈营长点烟灯，烧烟泡，一直伺候到很晚。回到住的小屋里，他耐不住烟瘾，拿出买来的烟膏，一直抽到半宿。第二天，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是打杂的一位中年女人刘妈，刘妈着急地说：…喊你半天了，你老醒不了，二姨太的女儿们等着用车送她们上学呢！…
父亲二话没说，忙去准备车子。只听二姨太在前厅一迭声地喊：…康延亭，你过来！…父亲连忙放下车子跑过去。
二姨太和三个女儿都坐在那里，大女儿才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十来岁。二姨太指着父亲的鼻子骂道：…姓康的，你是有意慢待我们，大婆子放个屁你闻着也是香的，我就指派不动你。好哇，你耽误我的女儿上学，你说该怎么办？…
父亲道：…昨天陈老爷让我点了半宿烟，我实在累了，也不是故意的。我既然伺候不了你们，给我支了那三个月的工钱，我马上走！…
二姨太冷笑两声道：…你还想要钱？你误了我女儿上学，这个损失怎么个赔法？孩子们，给我上去打！…
母老虎一声号令，三个小姑娘如狼似虎，一齐扑上去，抱脚的，抠脸的，二姑娘最厉害，揪住父亲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扯下一块肉来，鲜血渗湿了衣裳。
父亲疼急了，胳膊用力一甩，腿一蹬，几个小姑娘前伏后仰，都被甩开了。
那母老虎见女儿吃了亏，可气坏了，她从门后抄起一根铁棍，冷不防照着父亲的下部横扫过去。小面杖粗的铁棍正打在父亲的膝盖骨上，父亲…哎哟…一声，疼得汗珠子从面上渗了出来，顿时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等他醒过来，已被人抬回家里了。原来刘妈是个寡妇，平时就对他有意，这会儿见他正处在危难之际，便暗暗求人把他抬回家。
刘妈和父亲年岁差不多，高高的身条，大颧骨，尖下巴颏，她常抽空来探望父亲。她也同样穷得叮当响，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金钱、物质的资助，但那温存的照料给我们这个破碎、寒怆的家里增添了一丝暖意。
过了些天，父亲伤势渐好，能下床扶墙走路了，但从此成了残废，落了个跛脚。
父亲看病养伤吸大烟欠下了债务，一来为了还债，二来为了过瘾吸大烟，便置生身骨肉于不顾，托人把我卖给刘家公馆当丫鬟。可怜我这没娘的孩子，仅仅十二块大洋，就失去了自由的身子，那时我才九岁。
记得卖身契上大意是这样写的：卖主康延亭，因家穷难以度日，自愿将女儿康小妹卖给刘镇生为奴。小奴一身俱属刘家，打骂处罚，婚丧嫁娶，老弱病死，概无权干涉。特立此据。
就是这张泣血饮泪的卖身契，差点把我送入鬼门关。
含冤的丫鬟
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来到砖砌的前院，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窗台放着金鱼缸，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最后头一幢楼房，则是家眷、管家、帐房、侍女、丫鬟的住所。这座占地广阔、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在成都被称为…刘家公馆。
我从九岁到十一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字镇生，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成都分八个区，一区管几个镇，他任第八区区长。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邓尊他为兄，整天酒肉相交，过往甚密。有了这道护身符，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
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那真是难以尽述。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刘镇生七十七岁，长得面红丝白，鹤发童颜，走路异常稳健，要论他的身板，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他留着长指甲，拿着文明棍，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
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她们被买到公馆，整天不干什么活计，奇怪的是，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渐渐变得黄皮纤瘦，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人们一直觉得纳闷，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养生秘方：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阴户里，不让幼女吃喝，不让大小便，这样扪上两天，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
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刘区长庆八十大寿。宽阔的前庭后院，到处竖立佛像，灯火通明，刘家人穿红挂绿，喜气洋洋。庆寿的、送礼的，一拨接着一拨，挤满了屋院，几十桌酒筵，摆满阔庭长廊。那热闹场面，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个个累得半死。
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提神运气，保养身体。这时，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我们一看，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
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特别漂亮。去年两人勾搭成奸，就把她娶到家里。
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原来，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后来脱下放在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
刘区长一听就火啦，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最后问到我。昨天，我只顾摆酒端菜，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当然不会承认。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左右开弓，连扇几掌，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这几年，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倔犟的性格，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还是死不承认。
刘区长见问不出来，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二姨太说，我父亲曾来这里。父亲昨天确实来过，是来告诉我，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娶了刘妈做后娘，现已迁到了沙河铺，让我安心伺候刘家，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父亲来看我，连刘家大门也没进。天哪，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教训…，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又把我一顿好揍。藤条劈头盖脸打下，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眼肿得像铃铛。
见我还是不招，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外号叫…坏枣…的心腹爪牙，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这才把手一挥说：…别打啦，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
警察局在丁字街，局长姓冯，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他低头拜寿时，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他马上升堂审问。恫吓逼供，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肿得像馍馍，我还是不招。
这时，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冯局长点点头，便留下我和坏枣，他躲进屋里。
坏枣软硬兼施，哄劝我承认，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叫来两个便衣警察，让坏枣领我一起走。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带着走街串巷，左拐右转，转到了簸箕街。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正担着担子，沿街叫卖收破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等一会儿问你，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没等我回答，他用手一指，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
回到警察局，冯局长马上升堂，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老头不招，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你们冤枉好人啦，快把他放了！…冯局长哪里肯听，让人往死里打，不一会儿，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
冯局长怒气未息，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谁都知道，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局长太太问明原因，看我被打成这样子，发了善心，让人给我松绑，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赶快另逃活路！就这样，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有朝一日，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
冷酷的家庭
从警察局逃出来，我想起父亲向我说的那个新家，伯母家再不能去了，新家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想到探望我时眼泪汪汪的父亲，想起那位瘦骨嶙嶙、在危难中帮助父亲的后娘，虽然在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隔膜，她没有我那亲生母亲对我的爱抚、温暖，我对她没有像对亲生母亲那样的情谊、眷恋，但仅从报恩的角度来说，我对她有着极大的好感。天下穷人是一家，抓起灰来比土热，我应该把她当成亲生母亲，依附在她的身边。想到这里，我按照父亲说的路线，一道打听着来到沙河铺。
沙河铺也是穷人聚居的地方，一位老人指给了我的家门。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门口。只见一圈破土墙里，有六间草屋，这里住着三户，当中两间就是我的家。我心里涌上一阵喜悦，父亲没有白当泥瓦匠，房院比过去好多啦！
推门进屋，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父亲、哥哥安娃子以及后妈。我一是心里激动，二是肚中饥饿，再加上这两天被逼供拷打，此时只觉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上。一家人忙把我搀扶起来，看我被打成这样子，不由大吃一惊。后妈端茶送饭，显得非常同情。
几天以后，我的伤势渐渐好转。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不同的是，母亲已不是过去的母亲，父亲也变了样子，发狠戒烟了。我和哥哥都长高了一截，再加上心灵深处的芥蒂，更加卖力的、忘我的劳动，惟恐不经心的怠慢会惹得后妈不高兴。
可是，略懂世故的我，渐渐看出了一点差异，后妈根本不喜欢我。她像旧社会大多数妇女一样，重男轻女，况且我来的晚，安娃子早就在她身边，妈对我形同外人，总是隔着一层。我还发现，她像过去的母亲那样，肚子隆起越来越大了。
住处虽然好了一点，但生活用具依然如故，我们一家四口，还是睡的那个木架板床，盖着那个破棉被，只是被子更破更烂了，斑斑剥剥像一张破鱼网。这年冬天天寒，四个人睡觉仍盖一条被子，不过变了位置，现在是父亲和后母在一头，我和哥哥在一头。晚上睡得冷了，都迷迷糊糊往自己身上拉，把被子全拉成大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