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思之，得以讲学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
臣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
在职岁余，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辞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
傒交发意之孚，方进沃心之论。
实觊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
自二年春后，每当臣进说，陛下尝首肯应臣。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年之遇也。
不思道大则难容，迹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
如臣至愚，岂免众口？
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
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羞公论。
志既乖于仕道，义当致于为臣，屡恳请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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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合遂于初心，岂舍王哉！
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
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闓今传后，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
岂期矜贷，尚俾甄升；恩虽甚隆，义则难处。
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
臣非敢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
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
应当说，这篇谢表里边，充满了抱怨之意，监察御史董敦逸立即弹劾：
“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
怨躁轻狂，不可缕数。
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
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权门，动摇言路。
幸陛下圣明，察其疏缪，止令罢职，示朝廷之宽恩也。
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
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
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乞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
等到苏轼所拟的《放免天下积欠诏》传至洛阳，程颐读罢，终于彻底息了争竞之心，绝了入朝之念。
他能够做到的，苏轼能够做到；苏轼以自身仕途断绝为代价，为天下贫民请命，最后得以施行，这样的举动，却不是他想得到的，更不是他做得到的。
此事之后，他再也没有和苏轼竞争士林领袖的资格。
说得亮堂，不如做得亮堂。
苏轼是真正的光风霁月，而程颐，始终摆脱不了“伪君子”的嫌疑。
因此只要苏轼不相，他就不可能再有入仕的机会，否则必然被士林所不齿。
于是再次上书辞谢，这一次的态度就非常老实了：
“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
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胡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
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辨而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
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
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深愧惧。
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憎，动招谤毁。
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
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特降指挥，许回田里。”
高滔滔给足了程颐体面，诏不许。
程颐只得承领敕牒，但是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终不就职”。
这一次，是真正绝意于仕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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