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情人》
遗书（1）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西班牙共和军发动布鲁奈特战役，以解救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被围之险。好几个旅的国际纵队投入战斗，伤亡惨重。叛军有德国一百架飞机助战。救护车在公路上，目标暴露，虽然顶篷漆着巨大的红十字，一样被德国飞机追裘。中旬战事更紧，从前线撤下伤员越来越困难。 他已经几次躲过飞机追裘。 七月十八日清早，他又开了一辆刚修复的卡车改装的救护车上前方。返回的路上，他听到讨厌的德国飞机又在狼嗥般扑来。笔直的土路太窄，无法曲折前行，两边田野太暴露，已来不及撤下伤员。他只能大踩油门，拼命加速，仔细辨听飞机的狂吼声，在俯冲到底最后的一刹那，他突然狠踩刹车，自己一埋头俯身在座位上。随着刹车的尖叫，两颗炸弹落在汽车正前方，爆炸气浪几乎把车掀翻，弹片打烂了引擎。水箱破了，蒸气带着嘘叫乱喷。 飞机呼啦一声又拔高了。他爬出车座，抖落一身碎玻璃，骂了一句他所知道的最脏的话，瞧着飞机远扬。后面车厢的护士，虽然他警告过，还是撞得不轻，伤员更是狂声叫疼。此时，马德里正在召开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纪念西班牙内战一周年，会议邀请他作为一个“前线的诗人”去演讲。他却觉得不必去参加文人激昂的空谈，前线也的确缺乏救护车司机。毕竟，在炸弹的呼啸中，行动，是最有力的诗句。 卡车没法开了，他只能等着后面一辆车接过伤员。回到医院，他立即换了一辆卡车开出去。 这次他的运气到了尽头：一颗炸弹就在卡车边上爆炸，半边车厢与驾驶室都被炸烂。后面的车赶了上来，把冒烟燃烧的车上活的人与死者抢抬出来。 他被抬到爱斯柯利亚英国志愿医疗队，身上脸上盖满尘土血污。医生发现弹片深嵌入他的胸腔。已经不能动手术：手术只会加速死亡。满地伤员，医生只能先救有希望救活的。有个护士专门照顾医生不管的伤员，看到他躺在担架上没人理会，就用棉布沾水擦净他的脸，想让他临死时稍微舒服一些。可能因为开车时戴着头盔，她发现他脸上连一道擦伤也没有，脸色惨如大理石，像是疲倦之极睡着了。 护士正要离开，看见他嘴唇启动，好像有话要说，就停下。他的眼睛努力睁开，但未能办到。护士俯下身，医院喧闹，但他的声音还是听得清楚：“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最美丽的情妇，上战场。都做到了，我很满足。” 护士吃惊地抬起身来，端详说话的这个人：他胸口绷带已经通红，还在快速渗血，红殷殷地滴到担架旁的地上。他却好像没有什么痛苦，说这些话时异常安宁。如此自我得意的遗言，很少从重伤垂死者嘴里听到，但不是没有可能的。战争正在进行，什么都可能。 他又说了一些话，这个以前是教师的护士觉得是拉丁语，但是太含混模糊，怎么听也听不清，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又陷入昏迷，而且从此没有再醒过来。 夜里，他与当日的其他死者一起被埋在福恩卡拉尔墓地。 全身血迹斑斑的主治医生，褪掉手套，洗了脸，坐下签死亡证明。这是每天例行的最后一道公事，他很机械地签着，眼睛差不多要闭上了。签完最后一张，他顺手把一大摞死亡证明磕整齐，才突然醒过神来，意识到签过的纸片中，有一张，名字有点熟悉。他找到那一页，不错，就是这名字——裘利安·贝尔。通知书寄给最近亲属，母亲范奈莎·贝尔，地址是伦敦，布鲁姆斯勃里，戈登广场四十六号。
遗书（2）
医生搁下报告书，揉揉布满红丝的眼睛，叫护士长。 护士长取来这个名叫裘利安·贝尔司机的遗物，不过是一个军用挂包。医生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桌上，盥洗用具，一本手订的薄书，手书中分行的字，像诗，却是一种他不懂的文字，东方文字。几页折叠齐整的纸，夹在诗集里面，没有装信封，字迹却很工整。此信，请交给我母亲，在我死于疾病，或事故时，或是听到消息，或传闻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时。 开场很普通，明显是遗书。不错，医生想，这小子还记得写遗书。有遗书就省了大家许多事。遗书相当长，他没有时间看。他的眼睛扫了信顶端的写信时间和地点：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伏见丸驶进上海港时。 两年前？中国？什么遗书！ 他的视线落在一条黄手帕上，摸着有股舒服的厚实感。暗花是竹叶，亮闪闪，翻一面，黄|色淡了些，双面丝缎，很东方情调。边角有个k字，像是手工绣的，深黄丝线。他叹了口气，每个死者的遗物都挂着一串儿故事，埋入土里后，每个死者的故事都将是同一种苦味。 他把摊开的东西收回挂包，把死亡报告书再摞了一下，放在桌上。医院秘书明天会来分别处理寄发。 他觉得从未有过的累，喉咙和舌头都像炙伤的皮肤一般难受。他站起来，往后一仰就可以倒在床上。这时，他想了起来，他遇见过这个死者。 是好几年前，他跟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辩论如何制止法西斯全球扩张。他记得看到著名的女中豪杰，“布鲁姆斯勃里两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作家弗吉妮娅·伍尔芙。她们俩中间坐着一个青年，亚麻色头发，健康，高大，英俊，就是笑声太响一点，明显在嘲弄台上说话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他大约是说了一句什么特别逗趣的俏皮话，两个女人都大笑起来，搂住他的肩膀，似乎他是她们共同的儿子。 “裘利安·贝尔，”朋友在他耳边说。“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据说是布鲁姆斯勃里‘第二代’诗人。”演讲又被打断，会场闹哄哄的。那位朋友悻悻地说，“自以为是的艺术家！” 他倒觉得那个青年像个长得太快的孩子，依然被宠着，心里挺羡慕的。＆nbsp＆nbsp
那个地方叫青岛（1）
轮船靠在青岛的小港码头，抛下铁锚，裘利安提着行李箱跟着旅客下船来，跳板刚站定，裘利安还未反应过神来，一辆人力车就到裘利安跟前，说了一大串奇怪的中文，夹几个大概算英文的词，他只听懂两个词plese，sir。这车夫年轻的脸，很诚恳，给他一个好印象。以前在关于远东的纪录电影中看到过有这么一种人拉的出租车，不免有点好奇。于是他跨上车。但他这么大的个子，一落座，车子就叽哑一阵乱晃，显然不是为他设计的车。 这中国苦力短衫短裤，穿得还算干净，但是背脊佝偻，拉车的样子，他看不下去。或许每个中国人力车夫都是肺病相。他想跳下车，让这病人拉着他，有些过分。这情景肯定很像“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漫画。可是，一旁的车夫正朝这年轻人吼叫，他的车夫想必因为拉到生意，正在得意地回嘴。一看这局面，他只得留在车上，不能让他的车夫失望。 这是个傍山依海的半岛城市，海水伸入丘陵，留下一个手掌之形，可进可退，非常自如。据说这山城近一百万人，两三千年历史，但裘利安以前却从不知道这个叫tsingto的城市。漫长的海岸线曲曲折折，岬湾相间，附近小岛或成串或散落于海水之中。整个老城区，人口稠密。人力车在栈桥上行驶，涛声夹有轮船的汽笛，一边是不同开头的海岸线，一边是欧式小房子，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山间茂密的树间偶尔会显出一个个颜色鲜艳的瓦屋顶，有点雾气，却感觉空气里的海腥味好闻。山峦起伏，中国寺院和西式教堂相衬，那金色尖顶端的十字架，在烟岚中变幻。他发现商店都开着门，因为店铺大部分没有窗子，柜台向街敞开，店堂里挂的干肉条，干猪腿。好多店有装饰得金碧辉煌的神像，披红戴金的神仙，肥胖肚大的男菩萨狂笑，长圆脸的女菩萨发髻高耸。街上市民有穿中式长衫的，有穿西装的，有半截中半截西的，各式各样。一身破烂要饭的人，也不时可见，不过好像没有伦敦东区那么多。 陌生新奇的街道，使他忘了被人拉的不安。人力车费力地上了一个小山坡，便跑得挺快，赶上前面一个喜庆的队列。鼓敲得有板有眼。西式乐队，像模像样，奏出的曲子，他却从未听到过。最后出现顶八人抬大红缎轿子，配有五彩灯，色珠穿成凤朝凰图案居于轿顶。奇怪的是，轿子三面嵌有大镜子，镜里人头拥攒，照得轿子热闹非凡。 人力车夫也许是自己图看稀罕，也许炫耀他的这个洋人顾客，尽钻空处，不一阵就靠近了花轿。这时裘利安看到了摇摇晃晃的镜子，自己明显与周围人不一样，个子大，头发姜黄，鼻子大，眼眶凹。看热闹的人不知在喊什么，肯定是嘲弄他的话，笑成一片。 从香港，到上海，再到青岛，西方人并不罕见，人们也不稀奇。他明白，人们稀奇的是他在花轿上闪闪忽忽的脸。“你这怪物！”他对镜子做了个鬼脸。生机勃勃的街道使他很高兴。 这时，车夫高声叫喊：“小嫚好盘目，小嫚好盘目。”一街人也点头跟着喊。裘利安听不懂，但他明白那手势，半举在空中的手，竖起大拇指——无非是说女人漂亮，新娘就得让人评论。车夫干脆慢下步子。原来新娘也按捺不住，偷偷揭起红盖头，掀开一边帘子，从轿子里露出一角脸，看他这个洋人的热闹。＆nbsp＆nbsp
那个地方叫青岛（2）
车夫手指帘缝中新娘的脸蛋，说“小嫚，好盘目”。满街都笑着应和“小嫚，好盘目”。他和新娘对了一下眼睛，不明白这小女孩子漂亮何在？胭脂红得有趣，一头都插满珠花宝玉，粉亮亮的人儿，帘子掀得更开了，想必是个娇惯的女儿，竟敢在婚轿上露脸。他觉得像吉尔贝与苏利文的轻歌剧《天皇》里的姑娘，从伦敦的舞台跑到青岛的街上。 小嫚好盘目，他跟着说，相貌好，女人漂亮。快接近目的地，他才意识到来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或许还可以另有一个结果：艳遇，异国情调，瓷娃儿似的。当然，他来中国目的不是为女人，不过，为什么不呢？并行不悖。 自离开马蚤桑普顿，漫长的航程，他一直在写，写一篇长文《论无产阶级与诗，一封给c·台·路易斯的公开信》，他一点也未觉得离开了西方世界。文章写完，船过了印度洋，他才觉得应当学点中文。找到一个中国旅伴，每天教他一个小时中文。他想象中文字的图案，记住二百来个字和几个最简单的句子，应付一下而已。 乐队大鼓有节奏地敲十下，然后连敲三下，渐渐地那节奏落在了身后。人力车终于脱离了人群，不过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八关山山角。他让人力车夫停下，多赏了几文钱给车夫。 他提着行李走上石阶，路上落满鲜花瓣，菊花最多，他喜欢这气味。他补读过一些中国习俗之类的书，如果没错，这几天该是一个登高采花喝酒怀念亲友的节日。十月初的天气，竟然丝毫感觉不到暑热，气温适人，算是上帝开恩，天高气爽，一接近国立青岛大学校园，石墙庭院渐少，不过植满花草，绿荫也越多。 裘利安几乎不敢相信，他的住所竟是一幢独立两层德式小楼，前有庭院，后有花园。国立青岛大学每位教授都配有这么一幢花园房子。整个大学圈用了大半个树阴葱绿的小鱼山坡，绿瓦银墙，高低错落，面朝波光斑澜的海湾。 他到达时已近黄昏。门卫给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一会英文系主任郑教授就急急忙忙奔来。他在上海上船时从旅馆打了个电话给郑教授。郑教授说要来码头接他。他坚持不要。郑教授像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长相斯文，个子却高大，穿着长衫布鞋。英语说得很好，明显是学的“皇家英语”。校方代为雇佣的两个仆人，原来已经在校门口等了他很久。他们扛着裘利安的行李。郑教授说有事先走，晚上英文系的同事设宴为裘利安接风。 裘利安的房子家具齐全，收拾得干净，有地毯、壁炉、沙发，中国人喜欢盆花，都放置得不用再摆布。全白的墙和天花板，太白了一些。他一向对居住不挑剔，但颜色不顺眼，却会使他皱眉。他的画家母亲和她的男友邓肯·格朗特永远在不疲倦地装饰，涂弄墙壁，这是家族毛病。而这套白房子，建在山坡上，望得见山坡下一片青蓝盈盈的海水。从窗口俯视广袤的黄海在夕阳下变换色彩，几乎是地中海式景致，他再挑剔就过分了。 热水准备好，他到卫生间洗澡，真是不可思议。想起他在南京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那里取到聘书，上面写着一年九百镑年薪时，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从未赚过这么多的钱。父母一辈，生活方式也从不是贵族式的。弗吉妮娅阿姨每次买点东西，都要痛苦地犹豫半天，家里汽车也是有的，却是二手货。父亲克莱夫祖上经营矿业，但他的钱很少花在家里。他们一帮人中，只有凯恩斯积累了不少财产——不过这个半社会主义者的钱只用来买画，资助俄国妻子的芭蕾舞团。＆nbsp＆nbsp
那个地方叫青岛（3）
他从小没把钱当回事，但也从来手头没有大笔钱，现在年收入折合成九百英镑，而且不交税，每周只教九至十二小时的英国文学课，着实吓了他一大跳。房租三十美元，两个仆人付得实在太高，就由于他们会讲点英文，二十五美元，而一般工人一年收入才十二美元。食品一个月不会超过三十美元。这么一算下来，他感到自己手头从没有这么阔绰过。 这不对，这不公平。到中国教几节课，竟然比英国教授还挣得多！他不无恶意地想，当局肯定知道他来中国的意图，才以如此优厚的待遇，驯化他成为一个布尔乔亚。我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面团团的资产者，这想法使他兴奋起来：肯定能让母亲的朋友们大吃一惊。 他用毛巾裹住身体，用刀片对着镜子刮脸。头发一长就微微有点鬈曲，他怀疑此地的理发师能否对付这种怪头发。他是另一个哥伦布，找到了金银铺成的东方，豪华美丽的古国神州。 仆人上楼的脚步，敲门声。裘利安不快地问什么事？ 仆人说，先生，七点整有出租车在山下等来，他来提醒一声。 裘利安走出卧室，两个仆人一般高矮，毕恭毕敬地等着他。今后就要跟这两个家伙住一屋！管家的四十来岁，一颗痣生唇边，嗓门粗走路慢，英语怪声怪调的，难懂极了。他的中国名字太难记，叫他巫师吧；年轻的嗓门细些，眼睛灵巧，田鼠，肯定是个田鼠。 巫师说他已按郑教授旨意在车行订了车。他让贝尔教授放心，到时了，他会叫他。先通知他，是让他有个准备。 “准备？”裘利安不解地重复。 “先生，就是穿戴呀。”巫师说。 裘利安挥挥手，让两个家伙走开。他们给他想得未免太周到一些，他想。他澡洗得舒服，躺在床上，就呼呼睡着，什么事都给忘到一边去了。 一峰香大酒楼几乎有着伦敦多恰斯特饭店的豪华。青岛曾是德国殖民地，后被日本长年侵占， 外国人有几千人，大多经商，光是英国就有近百家公司。这地方有中西合璧的夜生活，人一到晚上兴致勃勃，男男女女都打扮得很像一回事。 裘利安被领到一个长扇状的屏风隔开的单间，那儿已有衣装笔挺的七八个人，系主任郑教授，先站起来，给他介绍早就在等着的人。个个都是人物，英文都说得不错，措辞得体文雅，哪怕留学芝加哥回来的，也没有美国腔。 同校一女教授，有些年纪，长得像爱斯基摩人，还有一个女客，某教授的夫人，毫无特点可言。能吸引他注意的女人，只有系主任的妻子，被介绍说是诗人，文学刊物《青岛杂志》的编辑。与大多数在座者一样，她戴着一副眼镜，文静娴雅的女知识分子，一见他就比其他人显得高兴，使他觉得自己是贵宾：会当夫人的角色。不过她的英文好像是在中国学的。 她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微笑着说： “我叫闵，我说的是北京土包子英语。” 他被逗笑了，她的异国口音听起来很舒服，有点模糊，但就是不清楚听了舒服，尤其是她的表情活灵灵的，头发整齐地挽了个髻，额前一排刘海。＆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