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谈的《新年文告》，提出要以保存所谓“宪法”、“法统”及“国军”等作为谈判的前提。这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要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国际背景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李宗仁曾向司徒雷登表示：如果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而新的领导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十二月下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的和谈部署”，加紧施加压力，逼蒋下台。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及时地抓住关键性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他在党内能得到人们如此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
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他用了一个著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1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林伯渠、罗荣桓、陈毅、刘伯承、高岗等这次也来了。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讲了话，他先对形势进行分析，指出：军事方面的形势，比九月会议时不同了。那时说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但慢一点对外公布。九、十、十一、十二，几个月情况变了。阶级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得很清楚：解放了的城市中，人不走，学生教师不走，资本家不走，职员不走，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来。整个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战线都在崩溃和混乱中。“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今天以前还不能下这个决心。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最近三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我们不乱搞，对侨民不损害他。党内有进步，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学会了政策和策略，一九四九年还要普遍地进行政策教育。接着，他提出了十六项任务，包括要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2一月八日，他在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他说：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3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4
三十一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5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二月一日到三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进程中，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这个形势，在往昔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此外，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以及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执行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二月四日和五日，任弼时和周恩来还分别同米高扬谈了一些问题。
二月六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6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七届二中全会从三月五日开到十三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十一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二十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一百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现代性的工业经济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占第二位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决不可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实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在热情洋溢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