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原来已经返回了自己的故乡，这倒是有点让刘琦始料未及。
虽然通过蔡琰当下淡然的表现刘琦大概能猜到蔡邕或许在长安之乱前就已经返回了关东。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也能明白，长安之乱就是董卓一手策划的，目地就是要将反对他的朝臣全部找出来，然后进行清洗制裁，在那时候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自然是很容易伤及无辜的。
如此看来，当时的董卓借口将忠于他的朝臣，类似于蔡邕之类的人全部外放，作为各种各样的使者前往关东，倒也并非不可能。
这也是保护他们的一种方法。
但人算不如天算，如今董卓死了，蔡邕乘机返回乡里，倒也是合乎他的秉性。
刘琦笑道：“蔡中郎返回乡中，如此倒也是解了昭姬你一块心病……他应该不会再返回雒阳了吧？”
蔡琰微笑道：“自然是不会了，当初董卓征辟严君，严君就不想入朝，只因董卓以蔡家人的性命相要挟，严君不得已才携家眷上雒，如今董卓新亡，王太傅重立朝纲，此老与严君一向不合，如今他位列上公把持朝政，严君想来更加不会返回朝堂了，此生当混迹于江海。”
刘琦有些好奇地道：“我很奇怪，王允乃是并州高门世家，而你蔡家则是祖居陈留，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二老都是久经沉浮之人，虽各自历过大风大浪，但在一生的仕途之中似乎并没有产生过什么交集。”
蔡琰长叹口气，道：“其实仔细说起来，还是因为当年刻印熹平石经惹下的祸根，当年严君上书先帝，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先帝恩准，刻四十六块碑立于雒阳太学之前，供远近学子来抄录经文，只是那石经最终的刻定是采用了今文，如此引得了天下诸多士人的不满，特别是古文经学之家……而王太傅亦是其中之一。”
刘琦闻言恍然。
他也穿越回汉朝不少年头了，对于当年的事情还真是有一定的了解。
当时的时局，以梁冀为首的外戚势力垮台，两次党锢发生，而刻经提议在这个时候出台，其实是有一定政治目地的。
刻经其实属于刘氏王朝用来笼络士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分化古今士人的一种手段。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宦官群体的壮大使得天下士人的情绪强烈反弹，而宦官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灵帝用来钳制士人群体维护皇权的。
但士族的力量毕竟太大，一味的打压和平衡不行，有些时候也要适当的进行安抚，以免产生过度的激变。
而安抚士人之心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刻经。
同时在安抚的同时，也有挑拨的猫腻存在。
当时所刻的七经，《诗》用鲁诗本，《公羊传》用严氏本等，大部分皆用今文，在一定程度上，却是起到了文字统一的作用，但却也使得操持刻经的人得罪了古文学派的学子，加剧了官方的今文团地和民间的古文团地之间的争斗程度。
古文经学虽非官学主流，但今文经学经过官方演化，已经逐渐陷于僵化，又与谶纬结合，一部分内容流于妄诞。
反之倒是使古文经学在民间日益壮大。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到了东汉末年，今文虽为官学，但古文经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潮流，经术深湛的古文经学通儒多居家教授，与蔡邕等人少有交涉，而熹平石经却选择了今文经来刊刻，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读书人的支持，注定流为形式化。
而王允在这一点上倒是颇为迎合民间主流，他的学术造诣不太高也不低，但偏偏属于古文派中人。
换成别人也就罢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