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条件一开，廷议菜市场就变成了不再深究的绝缨之会。
大顺没有一个拧成一股绳、似乎都有了独立意志的、人格实体化的文官集团，明朝也没有。
甚至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么一个看似无所不能的实体，而是分成各自小块有着完全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
本身大顺的朝中就有西法党、守旧党、北派、南派等等诸多不同的集团。儒家有三不朽，也真的有人想要立德立言立功，不惜背叛自己的经济利益的。
只是刘钰往粪坑里扔爆竹，这爆竹真要是炸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老成谋国的，不想国内出大的变乱，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西法党不希望真的完全禁教，断绝和西方的往来。
代表江南士绅利益的，既不希望完全闭关，也不希望优免和士绅纳粮改革。
本就对南方举人和进士多而不满的北派，也不想武德宫这群科举之外的人再占更多的名额和权力。
最关键的两条优免政策和武德宫出官的问题，更是让这些不同利益的小集团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明末的情况，那是大顺荆襄之战后，跪求士绅们不要当汉奸。把顺天倡义的口号都换成了保天下，为此妥协了很多。只要你不当汉奸，很多事都是可以谈的。
现在的情况，是即便想当汉奸都没门路，皇权自然准备磨刀霍霍了。明末是此处不优免爷，爷剃发当汉奸；现在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别无分号，你不干有的是人抢着干。
种种不同的原因，在今天这件事上让他们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各让一步。
结社议政之风日盛，朝中所有的小团体都有自己发生控制舆情的社团。
这个共识一旦达成，各个不同的小集团就要各自约束自己手下的人，在这四条底线之内不要再搞事。
出面和稀泥的未必心怀鬼胎、顺风墙头草的未必不是英雄。
廷议开到这一步已经成了绝缨之会。
到底谁是忠的、谁是奸的、谁有私心、谁真为国、谁在幕后、谁在台前，已经彻底分不清了。
皇帝不深究，大臣们也不想皇帝追究。
所有变法的条目，非是所有人都反对，也非是所有人都支持。
但一旦讨论任何一条具体的条款，今天这件事就没法收场了。
若争辩，党争必起。
很多人不想看到党争的局面，因为大顺已经面临着一条守旧党和西法党之争了，这时候再出事就彻底乱套了。
不管是反对的还是支持的，此时都只能出面和皇帝打配合，把这件事压住。
皇帝是铁了心要办这四件事，再不同意，皇帝就只能分化瓦解搞大案了。
真要搞出个大顺的乌台诗案，那就是有资格参与廷议的朝臣都不想看到的景象了。
条件已经开出，而且是廷议中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妥协后的共识：此时不揭烂伤疤，日后再提。
这个共识已经不只是皇帝和所谓的一股绳的文臣，而是各个不同小集团之间的共识。
谁越了界，其余团体就会猛而攻之。
互相制衡，互相提醒。
也算是皇帝提前点醒了一下还在明末梦中没醒来的诸臣：时代变了。以前怕士绅当汉奸，现在不用怕了。
变革肯定是要变的，支持变革的抓紧时间造势、讨论变革的具体条目；反对变革的，也请抓紧时间造势，讨论反对变革的大义。
今日和稀泥风平浪静，不过是为日后私下里的翻江覆海做个体面的掩盖。还不是时候罢了。
朝会到了这里，皇帝便不再提关于那封奏疏的任何事，而是终于问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出使罗刹的使节团该派谁去。
比如朝鲜内乱问题该怎么解决。
比如改四夷馆为翻译馆，各部已经挑选一些年轻的干吏送来。
这些平日里会争论是否“合于义”的实际问题，这时候再也没有了“义”的争论，而是一个个勤勉认真地讨论起了细节。
那封奏疏似乎彻底被人遗忘了。
又似乎从未出现过、存在过。
今天这场朝会简直是李淦从北疆归来后开的最顺心的一场朝会，屁话没有，众臣都凸显了工作能力和实践水平。
朝会散后，翼国公刘盛被留下来，皇帝单独召见。
顺便一起吃饭。
不同的身份等级，与皇帝一起吃饭的感觉完全不同。刘盛还不至于捧着个碗小心翼翼，但吃起来也还是少了几分滋味。
“上一次刘守常搞出了热气球，朕应该比你先知道吧？”
刘盛回道：“是。不只是上次一陛下比臣先知道，这一次陛下也是比臣先知道。”
这个答案，意料之内，情理之中。果然，刘钰这一次闹事，又是没和刘盛商量，和上次一样。
李淦心想有这么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