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日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精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又实在不敢跟别人说。
这种话，没法说，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精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迷糊，便多看书。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蒋友仁从墨家的“兼爱”中，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爱，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兼相爱、交相利，通过彼此的爱，达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稣会的这些会士，一方面儒家经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对墨家的那种爱，是以蒋友仁在这其中寻找他所理解的爱，与先秦异端的爱之间的异同。
看了半天，只觉得，他们耶稣会理解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爱，是无偿的、没有功利性的。
为什么会有他理解的这种区别呢？
蒋友仁觉得，翻看圣经，经常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爱。
弱者、穷人、受侮辱者，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好处的。
因为神这样去偏爱那些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所以这种偏爱，造就了他们的爱的无偿性、无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说不通的区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而豁然开朗的契机，则是由于大顺下南洋的军事行动。
在下南洋的军事行动前，刘钰途径邦加岛的时候，从那里即将暴动的锡矿矿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中，有几个也是天主教徒。而且还是死硬分子。
当初刘钰把这些组织者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