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海。小雪。
很高兴公使先生说服了公司在中国商馆的大部分蠢货。我们至少不用担心触怒天朝皇帝而被驱逐了。
对这个东方帝国不了解的人，根本不明白一群“夷狄”绕开官员和监视的军队，直接拦皇帝的御驾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故事里仿佛一个骑士庄园大小的中国可悲的是，欧洲大部分对中国的臆想，是以骑士庄园那么大为想象的，皇帝动辄走遍他的领土体察民情。
公使先生认同我对茶叶税问题的看法，但印度问题我并没有和公使先生商量。
他询问了我关于荷兰与中国和解一事的看法，我的回答非常干脆：立刻放下仇恨和怨气，选择与中国合作，是荷兰从我们共同的威廉殿下去世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
公使先生担心中国方面会不会如法炮制vo解散事件，并且担心将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的东印度公司。
我不得不向他讲述了两个中国故事，一个叫刻舟求剑、另一个叫守株待兔。
或许，中国方面也会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但至少那位公爵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告诉他，荷兰的选择对荷兰来说是绝对正确的，恰恰是因为没有我国东印度公司所要面临的困境荷兰不会有棉布禁止法案。
分散的行会力量，不足以撼动阿姆斯特丹那些金融家、投机商、贸易商人的存在。
我们则不同。
我没有直白地解释我们的不同，因为公使大人也是有爵位的贵族，有自己的土地。
我不好说的太清楚，羊毛和呢绒贸易，支撑了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而谁敢动英格兰的土地地租，谁就会被贵族们反对。我们东印度公司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工业资本的作坊主和土地贵族们一起来压制我们，我们很难胜利。
这或许会触动公使大人的敏感的尊严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为祖国、为荣誉、为贵族的荣耀、为忠诚、为情怀而工作和从政，坚决不肯承认他们是为了地租而奋斗。
实际上，伦敦街头悄悄流传的小报、社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沃波尔政府主导的间接税改革，之所以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根本原因是因为英国的大部分土地的经营模式，是依靠农业雇工来完成的。
首相试图讨好土地贵族，降低农业税、提升间接税。但实际上，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英国的土地经营模式。
他犯了和我们在中国外交与贸易上一样的错误，自以为是。
间接税酒类等消费税的提升，意味着农业雇工成本的提升。
在大量土地采取农业雇工制的时候，提升间接税消费税，等同于提升雇工成本。这是中国故事里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反对沃波尔的许多人，只是因为波沃尔的改革增加了他们的雇工成本，使得土地收益降低。但他们决绝承认这一点，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不会提及他们的利益受损来反对这一项政策。
这和中国的士大夫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改革的反对，从来不会承认是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是用各式各样的圣贤先王的借口。或许，唯一诚实的，是宋朝的一位士大夫大臣，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承认了。
公使先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人，我还是不要揭开这一切比较好。
但我还是尽可能说清楚了英国与荷兰的区别，已经大顺帝国为什么不可能用对付vo的方式来对付我们。
血腥公爵搞垮了vo，荷兰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国递出的橄榄枝。
而如果血腥公爵搞垮了我们bei，我们议会的选择，将是彻底断绝对华贸易和对印贸易，并且伦敦将上演一场烟火表演，庆祝此事。
我们那些可爱的、与羊毛呢绒价格决定地租高低的贵族们；那些慵懒的、不知进取的、只知道依靠关税保护来保护他们利益的纺织业工厂主，充斥着两院。
他们在我们的人失去了公司的支持后，会立刻出台更加严格的进口管制法令，切断与东方的一切贸易。
对那些地租贵族、纺织从业者来说，东方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地租下降、呢绒销售困难。
他们每个人都清楚，我们现在无法往中国销售除白银之外的任何商品。不只是中国，实际上我们连日本都难以售出什么。
血腥公爵可以在欧洲到处兜售他那可笑的自由贸易理论，但除了荷兰没有人会搭理他的。甚至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或许，不应该用甚至，而应该用尤其！尤其是他最亲密的欧洲盟友法国。
血腥公爵没有就鸦片问题对我们进行深究，而是恐吓我们，一部分原因，或许也是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英国和北美市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鸦片有种特别的痛恨，从他随意勾诀了三百多人的死刑就能看出。
公使先生并不能轻松地理解这一切，是因为他没有看太多这几年中国这边流行的、一些关于贸易、商业问题的小册子。我在松江府看了很多，不得不承认，他让我学会了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
这些小册子是很容易说服别人的，至少公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