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是个标准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当然不是这些开矿的、煮盐的、搞工商业的。
但大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既使得刘钰整天吐槽侮辱说是修补匠，也使得大顺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工业上扶植一群新的财阀。
那就是大顺的地租太高，内需不振，使得布尔乔亚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表现的非常直接且尖锐。
其原因就是牛从昀给皇帝说的大顺不会有英式圈地运动的原因。
地租已经到顶了，除非一亩地能够产出四五两白银，资本才可能用比佃户更高的租金把土地租到手、让棉花吃人。
而既然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资本暂时对国内的土地是无兴趣的。
同样的钱，在南洋可以弄十倍的种植园，人工成本极低，那为何非要在国内与地主阶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呢？
虽然这种矛盾不直接、不尖锐。但作为大顺新兴阶层代言人的刘钰，仍旧对地主阶级充满了恶意，就源于地租拉高了利息，而过高的利息和土地收益率严重遏制了资本流向工商业。
只不过这种矛盾是隐藏的，是以大顺的士绅阶层和工商业阶层的关系，在整体层面上，矛盾并不十分尖锐，甚至经常有同流合污的倾向。
两边的矛盾，更多体现在刘钰在松江府弄南洋米这件事上。
南洋米大量进入，工商业非常高兴，因为纺织业的齐行叫歇，叫出来一个“米贴”，如果米价过高，会让资本付出更高的工资，因为至少要保证工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
而南洋米的大量进入，地主非常不爽，因为他们收的是实物租，米价越低，他们的收益越低，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地租收益。
除此之外，整体上两方的矛盾还没有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唯独，盐井是不同的。
盐井的高地租，使得资本非常不爽。
盐井，是真的能获得远超现在大顺平均利息的收益的，所以资本是乐于涌入的。而涌入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在大顺，看地主和资本的阶级矛盾，只看耕地，是需要透过地租和利息的逻辑才能看到的，并不直观。
大顺朝廷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工商业者。
但是，当然也不是这些有盐井田的地主。
大顺不敢搞全面的耕地土改，但是动一动这些盐井地主的胆量还是有的。
牛从昀是不怕闹出事的，因为临行前皇帝的话已经给他兜底了。
闹死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问题都不大。
关键，是要尽快解决，并且尽快满足产盐的需求，为朝廷提供客观的税收，那么一切诘责就都不重要了。
现在马浩川带着军队来了，牛从昀也不用担心，自己被这些人激愤之下，有“义士”将自己打死。
于是等着军队开过来，布开阵势后，牛从昀便道：“本官既要管治叙州府的盐业，今日便将政策说的明白些。”
“日后产盐区的土地，若需挖井，则可直挖。公司自赔偿你们四十年的地益，不以盐算，而以种米算。其中二十年直接给现金，剩下二十年折价做股，每年领取年息。”
“盐井地租，朝廷自收。愿意收便收，不愿意收便从盐税上找。”
“你们如今不要跪在这里，赶紧回去准备地契是正经。”
“事已说完，若再有捣乱者，抓！”
说罢，这些人还在那里不动。
马浩川也不打话，只叫士兵拿着枪托，将这些人驱赶散了事。
一时间哭声震天，宛若土匪入村，鸡飞狗跳。
等将这些人赶走之后，马浩川忍不住笑道：“牛兄，如此手段，若进话本，定是要入奸臣那一行的。我等名声，怕与前朝矿监无二。兴国公在苏南做了许多事，倒是手段柔和，当多学学。”
牛从昀哈哈一笑，摇头道：“兴国公便是君子远庖厨。他主持一个南洋开发，短短几年，因着水土不服、气候炎热、疟疾丛生等，已经死了不下三万了。他手段柔和？死在他手里的本朝良民，算上锡兰事，不下十万了。我这才哪到哪？几家哭而已。”
“日后若有人编纂《惟新奸臣点将录》，那托塔天王，必是兴国公。我等多半也在点将录上，但恐怕……也就如前朝徐宪卿、万言扬那般，排在最后几位。”
“如今你我可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我这边，还得多多仰仗马兄。道理不顶用啊，还得靠枪托。”
说的虽有些玩笑，可两人心里也是有些隐忧。世上没有不倒的官，哪怕兴国公如今圣眷正隆，日后真要是自己两人与其一同入了《惟新奸臣点将录》，怕是要受牵连。
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只怕到时候大顺竟也闹出来宋时新党、旧党党争之乱。
马浩川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