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儒学虽然正大光明、端严执着，在名分上居于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心地位，但儒学就如《西游记》中的唐三藏，只是一个“旧时代”的精神领袖，而且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中，儒学也只是针对“士大夫”这样的上层人物而产生和存在的一种藉以修身砺志的思想学说。而面对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所产生和存在的，并藉以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思想学说就只是墨学了。中国人的思想号称“百家”，但扒扒拣拣之后，我们发现，只有墨学是针对我们劳苦大众无产阶级而量身定制的一种关于修身和砺志的思想学说，墨学之清高俊逸、正直执着、果敢勇武的侠义的气魄，追求“牺牲自我以利天下”的崇高精神，是多么的光辉耀目和伟大雄壮啊！《墨子节葬下》开篇就讲道：“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譬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就是说，仁爱的人为天下谋划，就像孝子为自己的父母谋划一样没有分别。儒学是教育达官贵人们要做百姓的父母官，要爱民如子的；而墨学则是教育做官的人要做人民的儿子。就是在救国救民的战场上，代表贵族统治者的国民党集团提出的战斗口号是“不成功便成仁”，而代表了劳苦大众的中国人的战斗口号则是“为了新中国，前进！”阶级的不同，是人间最大的不同。
我本人认为传统“儒教”是中国历代官吏、政府鱼肉百姓的人文思想基础。今天，“儒教”还可以在现今天下的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里被继续施行和发扬光大。但已绝无可能再在今日之中国继续盛行了，（注意：“儒教”同传统儒家学说大有不同之处，儒家学说中大有可保留发扬的文化精神，“儒教”则基本上就是桎梏了中国社会千百年的文化糟粕，是那些“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级尊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类的玩意儿。）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人正在开创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的新形态，我们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真正的民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刻骨铭心的精神企盼。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朝代更替相比，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时起，我们中国人就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从上到下官员们的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精神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呀！用的毯子上面就有补丁。周总理的衬衫也有经过缝补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这当成是一种形式主义，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表现，是一种情怀，是一种阶级属性的反映。如果将这种精神和情怀向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的理念上面去靠的话。那绝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儒家的精神。而毫无疑问的是墨家的精神。今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够再提倡这种精神了呢？是不是害怕影响gdp数值的增长？这根本就不是理由！艰苦朴素并不是要人不消费。而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也绝不是在鼓励人们去大搞奢靡、铺张浪费。首先我们政府的国家公务人员在工作时为什么就不能学习并运用“墨学”的精神理念呢？官员开会及处理政务时，坐着北京吉普是不是就比坐着宝马奔驰要效率低很多呢？盖起了堂皇巍峨所费不赀的办公楼，是否就比在朴素简洁的建筑物中办公会使政府更加地具有了公信力呢？“师墨行政”有何不可？失去的将是“可笑的封建官威、铺张浪费和政府机构的臃肿低效”。获得的将是“政府行政时的廉洁高效和与百姓的心心相映肝胆相连”。（墨家入仕，就是要做“人民的公仆”，为的是“舍己身以利天下”，是要求为官者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来儒家入仕，虽然孔老夫子已经教导说，做官，要“非为禄也，为行义也”，但是像子路那样能够认真奉行的又有几人呢？历代假儒生求取功名就是为了能够“当官做老爷”，也都号称是要“大济苍生”，但却往往是为了自己能够“升官发财”。而那“大济苍生”的崇高理想，也就蜕变成为一种自命不凡居高临下的道德教化式的施舍了。在自然天道的面前，莫说是人与人，就是人与粪中蛆虫，谁还会比谁天生尊贵呢？什么嘴脸！）
廉洁高效的政府，首先必定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信仰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约束的团队，这个政府中的公务人员也必须是些具有奉献精神的高度觉悟的人，你不信，就试行一下“低工资、高负荷、艰苦朴素、公权行政、公开监督、绩效考成、公仆主义、奉献为本”的“立党、执政”措施，你看看，那时候的公务员队伍中将只是一群“爱吃苦、能战斗、真正勇于奉献乐于奉献的有着崇高坚定信仰的人”，这样的人“做官”，让全社会的人对他们“以吏为师”，人们又怎能不心服口服从善如流啊？！笙歌艳舞里不可能有雷锋同志的身影，灯红酒绿中也诞生不了焦裕禄式的忠贞的干部。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难道就是一种无法扭转的客观规律吗？在今天的中国不应该是那样的！也完全可以做到不是那样！因为今天的我们已经是一个从法理思想上打倒了一切贵族的既古老又新生的民族了！
这里，我出于深爱我的祖国的情怀、深爱我的同胞的情感、深爱我的理想中的为实现的理想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信念，无限天真地提出我的“师墨行政”的大致构架。（我这虽是检谱角抵纸上谈兵，不过我想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来笑话我。因为发表这一意见时，我是出于自己真诚爱国的情怀。）
一、国内行政级别只设置中央、省、县（区）三级编制，实施“大中央、小地方；强中央、弱地方”的政治策略，不让地方经济、政治尾大不掉，人事安排不搞“封疆大吏、一方诸侯”那一套，现有的政府各类职能部门在三级编制之内横向分布，（现有的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部门，可以将之推给社会——公司化经营与政府补贴扶植相结合，）各类职能部门独立纵向贯穿，每一级编制中设一核心领导集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了问题，集体问责集体处罚，）统筹所辖政区内的全局工作，纵横配合、纵横制约。在基层。可以让进一步完善了的“大居委会制度”进入农村。实行“干部委任制”。这样就可以完全彻底地冲垮旧中国数千年来的家族宗法权力对于老百姓的控制和压迫，中国的农村将不可能再产生强横的恶霸。（现今在中国农村试行的“民主普选制”，其实是一个违背了人们原始善良初衷的败笔实验。这一理想主义的举措，恰恰使我们“共和国”建国以来就被迫蛰伏在农村了的“宗族权力”得以复苏了，大族大户有实力有势力的人群中自然而然的就有人被选为队长了，这些队长，手中握着政府发给的公章大印，有政府给撑腰，还有藏在其身后的宗族势力给长气，若是个有见识有修养的好人，他就能造福一方，反之他就能为害一方，这种社会基层中的“人治行政”很不科学，是我们“共和国”进行法治社会建设的绊脚石。）而在城乡之中，以居委会来实施领导的“百姓联防制度”，将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确立在“人民治安”及“情报国防”的铜墙铁壁之中。“人民治安人民治”是“大居委会制度”中“百姓联防”的宗旨和目的，在社会基层中，将行政权力广泛地交给民众，搞“人民政治人民治”，使人民群众通过诸如“听证会制度”之类的途径和方式来参政议政当家作主，要知道“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和谐社会的建立，就在于社会基层中的“民权行政”，只有社会基层政治事务的民权行政，才是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和国家主人翁身份的最好体现，这是最完备、最根本的民主，诸多的社会矛盾都会被这一民主的行政体制将其化解在基层。（我只是提出一个大致的构架，至于什么是“大居委会制度”，那恐怕不是我这个人微言轻的人所要操的心了。）
二、确立《公务员法》，废除“行政职务终身制”，建立“行政职务准军事化服役制”，使国家公务员成为一支“流水梯进”、“准进能出”不断更换新鲜血液的有超强战斗力的政府团队，二十六七岁合格准入，三十六七岁完任退出，或者三至五年一届也行，（这里恕我简陋仓促，暂不考虑女性公务员的问题，也不考虑一些需要特殊专业知识的特殊岗位。）绩效考成，退出后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可以向社会“低保”水平看齐，也可以参照复转军人待遇，）三十六七岁仍然是一个可以创业的好年龄，（可以像培训下岗职工、农民工一样对“退了休”的三十六七岁的国家公务员进行培训。当然，这样的国家公务员，在他们成为公务员之初就已经是一群高素质的精英人才了。可以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伍从军，在人民军队中锻炼几年后再复原回社会，再从社会中公开招考这类人成为国家公务员，这样锻炼选拔出来的国家公务员，其自身素质绝非常人能比。）从县到省到中央的各级干部选拔皆从基层一步步来，逐步确立一种国家行政职务的全民普选制。（当然，县以上干部都应该是大于三十六七岁的人了。）统一朴素着装，（可以是一律的不带标识的军装，）统一社会平均工资，（与社会基本平均工资水平一致，）只乘用国产廉价汽车，（北京吉普最佳，）办公用品也一律国产化、低廉化，上情下达军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