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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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闪烁着黑魆魆的光,就像眼睛的眸子一样。

    它的形成年代尽管久远,但看起来却十分完美、新奇。它从地球上升起来,犹如魔鬼的眼睛,在经历漫漫岁月的长眠后,终于睁开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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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熟悉的陌生人(1)

    序

    想象一下,有个人和你长相几乎没什么两样。她穿过房间,望着你,说声“你好!”,说话的声音和你一模一样,你会是什么感觉?你发现她的生日、过敏症、痉挛的发作,甚至笑的模样都和你相同。看着这个人,你仿佛是在凝视自己的眼睛,从外面观望自己。这个相貌酷似你的人具有和你完全相同的dna,实质上就是你的克隆。

    然而,我们不必去想象我们是一对双胞胎。小时候我们被不同家庭收养,长大成人。我们知道彼此是双胞胎之后,35岁时才第一次相见。

    我们试图了解这一内幕,同时本能地想记录所掌握的情况。重逢后的最初3个月内,我们发了数千封电子邮件,比较我们最喜欢的电影、书籍和食品。很快我们发现彼此既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不同之处。

    我们全身心地了解彼此,情不自禁地对先天和后天影响进行非正式研究。我们不清楚我们个性的哪些方面是由基因决定,哪些方面是由环境影响所致。

    起初,我们打算各自撰文描述我们的重逢,但这一计划后来变成我们两年协同完成的一个项目。我们在了解亲生父母家庭,分析我们分离的原因时,发现安置我们的一家收养机构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我们了解到我们分离的原因不是情势所迫而是现今摒弃已久的理论——孪生现象给双胞胎本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负担。一些参与同胞子女秘密研究的人员曾经对我们和其他被分离的双胞胎和三胞胎进行跟踪研究。

    许多难忘的双胞胎故事,如《王子与贫儿》等文学作品和《父母陷阱》等流行经典作品,都围绕起初分离但最后团聚的双胞胎展开。这一传奇反映了人们对自我本质的根本兴趣。同时,这一永恒的故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每个人与众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自1875年以来,这一问题一直使科学家们着迷不已。当时,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项双胞胎研究。高尔顿比较了一组同卵和异卵双胞胎,认为“先天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后天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分离的同卵双胞胎——dna相同,但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给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使他们得以理解先天和后天这一永恒的问题。二战期间,门格尔在纳粹集中营对双胞胎进行骇人听闻的试验。自那之后,这类研究逐渐减少。通常,人们对行为是天生的这一观点嗤之以鼻,甚至认为这一观点反映了种族歧视。

    如今,大多数收养机构禁止分离双胞胎,认为这可能有害健康。《双胞胎:关于我们自身》一书的作者,普里策奖获得者劳伦斯·怀特估计,世界上经确认分离的双胞胎不足300对。和我们不同的是,大多数双胞胎在一段时间内由血缘关系亲属抚养,都知道自己的孪生兄妹,或者彼此接触多年。

    在超声波扫描图像上,我们看到双胞胎在母体的zg内亲吻、击打、拥抱。显然,双胞胎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然而,在母亲体内一起呆了9个月之后,我们重逢之时却形同陌路。

    第一章

    埃利塞:6岁时,母亲,也是我的养母,我的真正母亲,就已过世,但整个童年时代,我总觉得母亲在天堂里关注着我。我内心珍藏着她的一些形象,如同珍贵的照片一般,我可以随时使这些形象复活。我仿佛看见,一个周六的夜晚,她坐在梳妆台前,描着她那黑亮亮的睫毛,准备和爸爸一起出去。她那香奈尔5号香水的香味令人痴迷。

    我能看见她。我穿着睡衣站在门道里,她在镜子里朝我瞥了一眼,对我笑了笑。她头发乌黑,仿佛白雪公主一般。去世之后,她似乎只是暂时失踪了,如同一位公主被流放到某个偏僻王国一样。我相信在那个王国,她会赐予我神奇的力量。

    在长岛社区,我跳绳跳得比其他女孩好。我知道这是因为母亲和我在一起。同爸爸和哥哥一起去钓鱼时,母亲帮我把钓到的鱼拉起来。我只需集中注意力,便可调用母亲的力量,我的青蛙会获得社区比赛的胜利。

    我没有被允许参加母亲的葬礼,她的死对于我而言始终是个谜。其他孩子问起她的死因时,我很有把握地说她是因为背疼而去世。后来我才知道她背疼是因为癌细胞已侵入她的脊椎。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2)

    母亲的离去使我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我记得她过世后不久,我站在房子的窗户前,屋内一片漆黑。一人独处时,只有我在窗户玻璃中的映像与我相伴,我开始意识到自我。然而,离开窗户玻璃时,我的映像消失了。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是自己而不是其他某个人?

    2002年秋天之前,我从来没有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几个城市和多种文化塑造了我,我为此感到自豪。我对母亲的死一无所知,我搜集到的几个情况在我看来是那么重要——她去世时才33岁,这似乎与我们家新地址格兰纳达圆形区33号有某种联系。我在巴黎呆了一年之后年满33岁,这时我越来越想了解自己的出身。这或许并非偶然。人到33岁的感觉同其他人描述的人到30岁没什么两样。我觉得自己应该顺理成章地步入成年。

    为矫正严重的散光,我近日开始戴眼镜。由于散光,数年来我所看到的世界只是美丽的模糊景象。戴眼镜之后,往昔看不见的所有细节一下子被聚焦,被放大。不过,即使这意味着放弃自己关于世界的乐观看法,我也愿意面对现实。

    我在最靠不住的地方上班,在位于巴黎商业区中心的一家法国资本投资公司做临时接待员。我在这里上班,部分原因是我想吃除罐装炖菜之外的食物。聊以z慰的是,我和那些使用通勤票的郊区人不一样。他们得省下钱来购买卫星接收器,支付每年到法国南部6周假期的费用。

    刚开始,我观察法国商务礼仪,觉得有趣。不过,这种新鲜感逐渐消失。于是,我便摆弄起前台电脑。我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一坐就是几小时。我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不同搜索引擎内键入一些单词和话题。我键入老朋友的名字,发现来自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同学已做了哲学教授和纪录片导演。有一位甚至制作了最新的雅克?库斯托电影。

    此外,我还将煮好的浓咖啡送给那些穿着制服的大人物。与此同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能够实现导演电影名作的梦想。大学毕业之后,我移居到巴黎,离开了纽约和男朋友,追求一种自认为是风格独特的导演所过的生活。我经常到索邦大学附近街道两旁的小影院和小戏院看电影,这便是我在巴黎所接受的电影教育。坐在漆黑的影院里,我仿佛又回到了让人感觉安全的母体,与陌生人组成的国际大家庭里的人连为一体。

    我想走得远远的,成为另外一个人。在法语中,我的名字“斯塔西”听起来像东德秘密警察的名称“斯塔思”。我想起一个在任何语言里都可以发音的名字,于是我选择了我中间的名字“埃利塞”。不过,我不能完全改变自己的名字,因为不管我跑多远,我总是希望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我。

    我的家人仍然叫我“斯塔西”,但不会当面叫,因为我4年来都没见过他们。我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走出家门,更谈不上乘飞机。我不在家,这让他们觉得方便。我批评他们过度消费,而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付不起每月215美元的房租,他们会帮我摆脱困境的;尽管如此,我却不愿意让他们这样做。我同父亲和继母托妮的联系只是两周打一次电话到俄克拉何马州。我11岁时,我们便搬到了那里。

    “一切都好吗?”他们会问。

    “是的,你们一切都好吗?”我回答道。

    “一切都好。和往常一样。”“和往常一样”意味着我侄子还在把家里搅得j犬不宁。侄子泰勒小时候就被收养在家里。杰伊和他当时的女朋友抛弃了泰勒。挣扎于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杰伊和达娜——一个17岁的高中辍学生,无力抚养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吸毒,但有传闻说达娜怀孕时喜欢闻油漆的味道。

    自从我蹑手蹑脚走进医院病房,看见泰勒来到人世间的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直想做他的守护天使。我甚至想过把泰勒偷偷带到加拿大,当自己的孩子抚养。可是,如今这个孩子已变成脾气暴躁的少年,而我当初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后来泰勒开始吸毒,情况没有什么转机。由于我和父母对如何对待泰勒有分歧,我便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3)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电脑的嗡嗡声。格朗热先生在开一个重要会议,他让我不要打扰他。于是我表面上客客气气,私下里却通过因特网与外界联系。

    突然,我灵机一动,键入“收养查询”。如今;已没有任何退路。

    于是,无数个网站出现。我对这些网站进行挑选,找到了纽约州收养信息注册处,这家机构的声誉似乎是最好的。在有些州或其他国家,收养档案对被收养人开放。但在纽约州,收养档案是封存的,只有向法院申请方可启封。如果收养各方都注册的话,收养注册处会让亲生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接触。

    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只是在等我去注册。不久,我就可以与这些令人生畏的神秘人物团聚,他们使我的生活蒙上了y影。也许寻找多年之后,他们还是不能找到我。另一方面,我只是个临时雇员,当然还没有达到艺术成功的巅峰,哪怕它是微不足道的。想到会使这些想象中的亲人失望,我很沮丧。也许他们会再次抛弃我。也许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多年前做出的决定,压根就不会烦恼。我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小小波折而已。我寻找亲生父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其影响在我脑海中无限增加,数不胜数。

    我填了一张表格,要求提供关于我亲生父母的公开及非公开资料,并寄往设在奥尔巴尼的注册处。

    保拉: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还记得坐在外婆排屋前的砖砌台阶上。外婆的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布什街区。我像印度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两腿苍白,瘦骨嶙峋。我不停敲击着黑色的手动打字机,在上面练习“弹钢琴”。我尽量坐得笔直,显得成熟。我一次按下许多键,打字机辐条便卡在一起,我担心把打字机弄坏了。

    小时候我就对打字机着迷,我认为这很早就表明我最终的职业是作家。也许,在那个和煦的夏日下午,打字机是我在外婆房子里所能找到的与玩具最近似的东西。当然,我经常回想起这段往事,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与外婆有关的往事之一。两年后,外婆就过世了。

    她是我有幸遇到的唯一的祖辈亲人,其他祖辈亲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在长大成人之前,我缠着爸爸妈妈回答关于这些如烟往事的问题。我常常嫉妒那些有外公外婆的朋友,外公外婆给予他们关爱,更不要说给他们礼物了。

    如今,我明白自己之所以非常依恋外公外婆,是因为他们同与我无关的过去有联系。我所拥有的关于他们曾活在世上的唯一证据是爸爸妈妈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存放于阁楼上发霉的旧剪贴簿里。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我猜想外公外婆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彩色照片。和其他孩子不同,我不能仔细端详粗糙的旧照片,找到和自己长相相似的人。

    这些年老的陌生人怎么和我有关系呢?仅仅是因为我把养父母看成自己的“真正父母”,他们的父母就自动成为我的祖父和祖母吗?

    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血浓于水”,我始终认为家是创造的,而不是生来就有的。妈妈从“亲爱的阿比”专栏剪下一首诗,贴在我婴儿书的内封面里。这首诗写道:“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长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不是在我的心脏下。”

    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很快就要过6岁生日。我依偎在外婆旁边,坐在疗养院里她那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外婆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外婆71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不过在当时,她似乎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她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小手,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过了很久。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她用眼神向我告别。

    我母亲没有亲生子女,姨妈也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外婆的血脉在母亲和姨妈这一辈人过世之后便不复存在。而且,我相信外婆从来不会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她的嫡亲后代。

    如今,我又回到了布鲁克林,这离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不远,我外公在那里开了家犹太r食店。不过,除外婆之外;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我品味着充满期待的最后时刻,灵巧地打开信封。我急切地浏览了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于下午12点51分出生,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岁,是犹太单身女士。”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