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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大院（2）
但那样简单而富有生机的居住记忆却挥之不去，磨拭得链光瓦亮的水磨石地板、黑色的印着标志的军用皮沙发、热气腾腾的加了苏打粉的馒头、欢声笑语的公用澡堂子，还有总要把军用衬衣改得贴身一些的女兵……常常在凌晨6点时浮现在梦中。
有志青年胡斌告诉大家，好长一段时间准里在早6点醒来，听不见嘹亮的军号声，只有社区小道上搬运垃圾袋的清洁车轰鸣声。他为此很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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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而居
沿河而居，是动物们的理想。人也不例外，《诗经》里大段大段在河边谈情说爱的片断，成为远古幽旷的画面。
事实上最初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为了生存，河谷地带湿润丰泽利于食物的生长，且不易遭受其他野兽的攻击，如果顺流而下，则是最好的交通途径。于是，天长日久〃河居时代〃成为一种幸福生活的符号，孙悟空率众猴儿们栖息花果山，其实看重的是水帘d以及顺d而下的一条河，乐得天天在河岸翻跟斗。
之所以要写系列的〃居住记忆〃，是因为早年的很多记忆对我们一生影响都很大。那时候成都有个很壮观的居住景象：沿府南河两岸的窝棚人家。据统计，逾6万户人家数百年来就过着江南水乡的生活。1981年，成都发大水，从〃水东门〃至〃安顺桥〃一带，河水举〃岸〃齐眉。大人们愁眉苦脸，因为窝棚漏水，睡觉都要打伞，湿度极大，折磨着老年人的风湿性关节炎；但小孩子们很高兴，河水很高，常常把上游的一些木柜、盆子、拖鞋冲下来，很多小孩便去打捞，常常满载而归，当然也有个别小孩从此不归，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把涨水的季节当成假期。
那时候河水污染很小，能钓鱼，抓来在河岸用火烤来吃了，正好在学鲁迅的《社戏》，觉着意趣相同，很有充实感。
其实窝棚人家的河居时代并不那么美好，因为贫穷，因为饥饿，因为半夜会突然被大人喊起来打伞遮挡雨滴。但它是一种很自然状态的东西，不会出现后来物质上的压迫感。1992年又发大水，我们已经搬到水碾河居民楼了，住在砖混结构的4楼上俯瞰，有种傲视群雄的感觉。
那段时间府南河两岸被淹了很多人家，安顺桥也被冲垮了。像水碾河居民楼这样的居住方式几近奢华，我们之所以能搬进去，听说是米建书市长特批的，他就是著名导演米家山的老爹，搬进去那天大家都叫他〃青天〃，现在想起来很傻也很纯真。
事情越来越郁闷，居住的理想升级比米价长得还快，在历经高楼大厦后，突然又回归到 〃河居时代〃。据陈家刚的广告词，〃河居〃代表着最高尚的生活回归，上河城于是建立了。在府南河两岸，这样的楼盘非常多，人们似乎忽然变成鱼类，要回归到水里邀游。
居住在湖河江海上确实好，因为这种资源很有限。一个富婆曾经用极文学的语言对我说： 〃子夜时分，坐在面朝锦江的飘窗上，河水婉蜒而至，月色打出波光粼粼，有种‘卡布奇诺’的感觉〃。她认为，拥有一段河面，是人类居住尊严的象征，是居住人权。
小时候她家就住在一年两淹的〃水东门〃沿岸，而且我观察过，直到现在她打伞的姿势也很熟练。
但富婆很快就搬家了，一个原因是她老公和她离了婚，另一个原因是府南河没有波光粼粼，却时有刺鼻气息，这样一个原本出身贫寒忽然暴发的女子，无法从〃河居〃寻找幸福的时光，却屡屡被惊恐的回忆困扰。
为什么〃河居时代〃——这样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广告语成为笑柄？为什么当成都人用重金买回河岸居住权却再也找不到幸福浪漫的感觉？答案很简单，放眼望去——河水已经不会流动了。
当年窝棚人家之所以在贫穷境地还给我们无穷乐趣，是因为它流动，能在流动中带来上游的各类消息：拖鞋、布娃娃、小家具……现在它不动了，〃死水〃没有任何消息带给你，只有环保部门为了所谓“环保”派出的垃圾打捞船鬼一般晃来晃去。你不会知道春之将至、秋之将亡，只能皱着鼻头强作欢颜地在沿河酒吧区溜达，这是人类和河谷之间的互相折磨。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喝老娘的洗脚水”。河水不动了，经历了那么多时光，有些东西，你永远不会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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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1）
我姥姥的姥姥的那辈，用的是桐油灯。按现代观点来看，桐油灯一点都不环保，不仅会散发出一股很古怪的闷臭，而且油渍还轻微带毒，一般蚊虫蝇豕沾之即死。
但我姥姥的姥姥的那辈用着挺美，在昏黄的油灯下，她们梳青丝贴花黄，听鬼故事念女儿经，有个很美的词组叫“一灯如豆”，意境悠长婉约。那时是同治年间，民间有个说法是桐油避邪，石达开从安顺场被五花大绑至成都科甲巷凌迟处死时，朝廷的鹰犬和大内高手们就先用桐油在石长毛身上淋了个遍，说是可以破武功。而且老百姓们伸长着脖子围观都齐声叫好，把石达开刚想叫出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生生淹没……
我姥姥的那辈，开始出现电灯。那时是光绪年间，正在搞“洋务运动”，爱迪生的专利技术被应用在中国的民间。
但没多少人用，也没多少人敢用，电灯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当成洋鬼子的邪术，据成都地方志介绍，天回镇一干老人就散布：被电灯照过的人，会少一魂三魄，会生怪病。所以成都的电灯普及远远比北京、上海要迟，加之停电频频，电灯仍被当成“概念产品”存在于极少数开明的达官贵人家中。
姥姥说：还是桐油灯好，不管是否真的可以避邪，至少不会停电。
我妈妈这辈，电灯才真正进入百姓家庭，这得感谢共产党、毛主席，上世纪50年代，成都新修了火电厂，天天往成都的天空喷着浓烟，每到月底，各家大院里就会有人迢声夭夭地狂喊：“收电费喽！”那是一个国家的幸福生活，虽然最奢侈的家庭灯泡也不过用40瓦的，最讲究品位的人也不过在厕所里安一盏8瓦的小灯管……
但还是经常停电，电压也不稳，那时候几乎每家院坝都会自发地涌现出一两个义务电工，作用是在突然停电时跑出来检查是否保险丝烧断了，如是，则从p股兜里掏出一根金属丝熟练地接上，如不是，全院人则熟练地从抽屉里掏出蜡烛点上——于是人民又回到“一灯如豆”的境地里。
直到多年以后，我还在怀念上世纪70年代停电的美好时光，那是孩子们的“嘉年华”，因为停电了我们就可以玩捉迷藏、打游击、点“桔灯”、听各类鬼故事，听得脖子发冷总觉得蚊帐背后会倏地伸出一只手或一条长舌头来把自己攫了去，但又坚持不懈地听……每当光明重现电灯重亮的时候，孩子们会遗憾地发出一声叹息，因为游戏结束了。
回忆总是那样的不可靠，现实与梦境有着很大的鸿沟，存在于记忆中的关于童年时代停电后的温馨情节，其实并不那么可爱——至少把它移植到现在就那么生冷残忍。
停电了！又停电了！又他妈停电了！虽然我声称自己是一个小资并时不时故作“往事如烟”地想象一下上世纪70年代成都停电时烛光点点的街头夜景，但某一个夜晚，当电这种被富兰克林发现的玩意儿，像灵蛇一样嗖地被某只手抽走时，我还是要发出一声惨叫，并且听到邻居家也依次响起这类惨叫（其传播速度正好是30万公里/秒……）
停电不是病，停起来真要命！在这个冬季，停电不会勾起对往事的温馨回忆，只会引发从皮肤到骨头寒冷的生理反应——我的意思是，当现代科技与城市化进程把我们一个个培养成真正的“电气化动物”后，当我们对“电”这种能源的依赖性已远远超过对大米的依赖性后（因为我们还可以选择汉堡包），停电，就会让我们成为瞎子成为弱智成为那个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噢，上帝！噢，我的祖母！噢，我的火j！”
衣——没电就用不成洗衣机电熨斗；食——没电就用不成电饭煲微波炉；住——没电就用不成空调冰箱电热毯；行——幸好汽车是烧油的，否则人生四大要事全被停电给废了。但拜托了大哥，我也不能总是在停电时呆在汽车里啊！前天我被冻得实在受不了跑到车里启动空调享受片刻温暖，结果被车库里警惕的保安抓获：“不许动，我们已盯了你很久了，老实交待，另外那几辆车是不是你偷的？”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电气时代，人是脆弱的依赖性的，就像在那个“一灯如豆”的时代，如果世上没有了桐油，姥姥们以及姥姥的姥姥们会疯掉的。
我的一个疑问是：就在前年，我们还在被鼓励用电并享受着各种时段不同的政策，忽而怎么就缺电了呢？忽而怎么就“节约光荣”了呢？忽而怎么就枯水期了呢？忽而怎么就“停三保二”了呢？报纸上经常看到某某装机容量多少多少千瓦的电站第二期工程又宣告胜利竣工了——但电呢？这使我觉得咱们城市的电力枢纽系统就像一个时灵时不灵的武学高手，像段誉那样的六脉神剑——他内力极高招术极妙，但就是时灵时不灵，关键时刻总掉链子，总被别人如鸠摩智这样的人吸走内力……我们这座城市的电力，是被哪个番僧吸走的呢？
停电（2）
当然人要有大局观，不能以地方小利益代替全局大利益，不能娇生惯养的动不动就在停电时幽怨地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待生活尤其是对待居住生活一定要乐观，停电也并非坏事，所以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
那年纽约大停电（这是真事，发达如美国也会碰到这等衰事），本·拉登炸完洛杉矶炸完波士顿炸完华盛顿后，按计划还要轰炸纽约，一会儿飞到了，助手告诉他“下面就是纽约了”，拉登往舷窗外看了一下大怒：“骗老子，黑鼓隆咚的不是被咱们炸过了吗？”纽约得以保全，只伤了两幢大楼。
这个段子还可套用：余怒未消的拉登继续一路西行，助手又告诉他：下面就是成都了。拉登向下瞥了一眼，反手就一耳括子抽过去：“又骗老子，明明是刚刚炸过的纽约！”
哪来漫山遍野的金丝猴？
我对漂亮外壳的东西，一直有点排斥。理由很简单，因为人这种物类最不理性，见了好看的东西就容易放松警惕，然后被人拿住命门。殷素素让无忌“一定要小心漂亮女人〃，但儿子没听，后来轮番被赵敏、周芷若们折磨，连江山都被朱元璋偷了去。
尤其广告，仅看广告，《十面埋伏》几为绝品，但进了影院你才想扇自己耳光，那两堆白花花的r躯在草地上翻滚腾挪，那柄寒光凛冽的匕首c在华仔背心终日不毙，耳畔不时响起宋丹丹略带东北味的台词，“实话说来，你究竟是何人”——靠，张艺谋才让你中了十面埋伏。
这世界上不可能没有广告，但又不能每次都中了广告的十面埋伏。如何让消费者正确、准确理解广告，这就是长得圆头圆耳的老喻要做的事情。老喻是个激愤的人，老喻又是个懂行的人，这就使得他在居周刊开设的〃户型频道〃成为架在开发商项上的一把刀子。
厕所修在厨房顶上？卫生间干湿不分？空调外置机位不妥？卧室顶上出现下水管道？搬进新居，才发现房屋比例荒谬得连双人床都安不下。如果你只看广告只看漂亮售楼小姐给你散发的那叠更加漂亮的平面示意图，是不可能揪住这些问题的，但老喻可以，因为他就是学设计学建筑的。
这使老喻看上去有些讨厌，我问老喻〃为什么这么干？〃他说：〃只是想给弱势群体一个公道。〃在购房环节中， 〃弱势群体〃可能是白发苍苍的下岗老头儿，可能是刚拿到老板嘉奖的首付款的小职员，也可能是有钱人，因为他们统统缺乏基本的建筑设计常识，在买卖关系中，他们绝对是无助的一方。所以，老喻除了类似北京的购房〃知心大姐〃外，还有点像打假的王海。
“无j不商，无商不j”，中国房产开发商不是品质最高的一群，但一定是智商最高的一群。可能由于中国教学体制上的漏d，中国人的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修养通常没有欧洲人高，这就使得中国开发商可以游刃有余地利用某几张印刷精美的图纸就给消费者下了蒙汗药，让老喻最最不平的是：他们不是从房屋品质来动脑筋，而是绞尽脑汁用包装、宣传、创意来坑蒙拐骗。
中国消费者买房的过程很像早些年在天桥上买宠物狗的过程，你以为那只看上去很〃京叭〃的狗儿100％充满着皇族的基因，结果拿回家不到三个月鼻子高挺得和汤姆？克鲁斯一样；你以为那只拉普拉脱犬放到草原上就可以牧羊，结果某日它的耳朵烂了，因为它的长耳朵是小时候被卖狗的人用秤砣活生生拉长的；还有〃沙皮狗〃，其实就是将金堂土狗未断奶时就捆上麻绳加工而成的……
中国的〃花园〃〃嘉苑〃〃华庭〃通常如此，我每晚被迫听到隔壁两口子吵架的声音，我家卫生间离阳台有10米之遥，迫使每次浇花必须流汤滴水地穿越那珍贵的檀木地板，我家热水器离主卫更远，这让我冬天洗澡必须先等上5分钟以使热水能经历长征抵达喷头……
“xx花园”巧妙地运用了视觉差篡改了房屋比例，乍一看给人宽敞明亮的感受，其实在老喻的揭露下，你可以轻易发现客厅只能摆放一些童椅童桌，卧室只能摆放童床才能居住。老喻被威胁：你的〃户型频道〃已让我们损失了20多张订单，你等着……后来老喻零零碎碎收到些律师函。我不知道老喻是否有些害怕，但我很想安慰他：这年头，律师函基本上就是表扬信。
我很想讲一个故事：1998年夏天我去一名山旅游，沿途漫山遍野的金丝猴蔚为壮观，游客狂拥猴拍照。我们欣喜之余感慨，〃看来我们国家的珍稀动物保护法成效显著，看这满山的金黄啊！〃次日逶迤上了山顶，在一山凹处见三五山民捆绑着一群猴子在使劲地干活，定睛一看，原来他们在用金黄色的染料往猴儿身上涂抹，染料一定是劣质的，所以猴子们嘶声惨叫，有的皮肤己经腐烂……在后来的交涉中，一个看上去属于知识型的山民振振有词： 〃许你们城里人包装大楼，就不许我们农民包装山猴？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你们看了这么多金毛猴猴也高兴嘛。〃至今，此山还有大量这种经过劣质染料包装的金丝猴，色彩斑驳，像生了癞疮。
我晕，这世上哪来满山遍野的金丝猴？就像这世上哪来这么多品质尊显人间天堂的居住楼？所以，我对漂亮外壳的东西有点排斥，一看那些印刷精湛装帧高雅的房产广告宣传册——立马会想到1998年的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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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和样板房
江青是绝顶聪明的那种女人，按照斯诺的回忆，她总能用夸张的方法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比如说她率先裁改了军衣的腰身，比如说光着一双白晃晃的脚骑在马背上。那时候军人的眼珠子干，每当她一晃而过，眶子里要冒出火来。在现在，这就是“眼球经济”。
一个二流的演员未必不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导演，事实上江青是某个时代的杰出女性（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她亲手炮制了影响整整一代人审美情趣的“样板戏”，神州大地，样板戏成为纲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文艺形式。
《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收看率绝对比现在的好莱坞大片高，参与性绝对比《非常6＋1》和《超级女生》高。我记得演《红灯记》时，全中国姑娘呼啦啦全部都梳起“铁梅”式两根乌黑粗大的辫子，演《沙家浜》时，满大街都响起阿庆嫂与刁德一的快板对唱，演《杜鹃山》时，“柯湘”成为标准“红色美女”的代言人（在“美琪”理发厅剪一“柯湘”式发型居然要3元钱，合普通女工月薪的1/4），而《海港》中女主角则一举奠定女强人的基本行为标准，“大吊车，小吊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
样板戏就是好。从人类学的角度，当一个国家人口过多时很容易造成标准庞杂，所以需要“样板”，这个道理和动画片《狮子王2》一样，动物王国数量增多，就需要狮子小王子小公主成为形象代言人；不需要“样板”的是那些小国寡民的地方，比如说丹麦王国弄来弄去就是一个“美人鱼”，比如说荷兰就只能以梵高为自傲。太小了，没必要像中国这样大无畏地一追到底地在艺术上正本清源。
问一下现在50岁至60岁的中国人，很多是在看样板戏时被介绍对象并定下终身的，很多人决心像样板戏那样过上革命生活，“样板戏”——成为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原因，也是结果。
但是“样板”离生活太远，我的姨父，一位14岁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第一次看完《红灯记》后就大发牢s，“乃乃个熊，都像李玉和那样义愤填膺地跟敌人打交道，地下党人早就全被抓进牢里了”，他认为，样板戏中的革命者形象太假、太脸谱化、太理想化，完全不符合革命现实的情况。比如说他，作为胶东一个游击队的大队长就时不时地和汉j走狗们喝酒猜拳，“因为我要套情报了解日本人军火在哪里”。
但“样板戏”仍然大行其道，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认为革命者全长得那么漂亮，不漂亮的一定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