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于二和雷局长出于各种“不可说”的原因，没有说出内心里那“或许更接近真相”的猜测。但是他们依然达成了一些关键的共识：
无论人类面对什么困境：商业、健康、人际关系等问题，以及这个时代面临的科学、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挑战———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引领我们走向成功，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思想。当我们找到它以后，需要做的就是将其变为现实。
思想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
而于二和雷局长都不认为“人类现在为已有的科技水平已经找到这种思想，或者刻意将某种适合当前时代的思想变成现实”。三项关键科学技术的研究速度衰减，社会的种种问题。简而化之，还是“人的观念”出了问题：
人类在数亿演化中的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持续了数十年的”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当物质财富的生产速度，在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下飞速提升，直到撞上了“不患贫而患不均”这种“铲平主义”怎么办？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如何面对这“数波”无法回头的“财富的革命”？
在比较美国的速度下，中国这趟列车是越来越快，可是大多数的民众能跟上来吗？
雷局长同于二说，中国有句古语，叫“德不配位”：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拆迁致富的人中，很多人有了钱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赌博，甚至吸毒，不少最终重回赤贫。
于二认为，或许雷－库兹韦尔可以大胆预料科技的进步，但却忽略了人心的叵测———
如果gnr技术真的突破，那么必然是富人可以“先于”穷人“永生不死”（永生科技的普及必定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年为单位）才能惠及贫穷之人）。那么死亡这个对所有人类都绝对公平的“公平”都消失后，更加绝望的穷人会做出什么“不可以预测”的行为呢？！
凭什么“我”要悲惨的死去，而“你们”这些有钱人可以不老不死的享受“生”的乐趣？！
战争！战争！战争！必然出现战争！而这次战争使用什么武器，没人预料到。但下一次的战争必定只能使用木棍和石块，就像史前人类一样…
讨论这里的时候，于二着重和特别阐述了他借鉴和发展于“三十年前的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的【同步性发展规律】：一个发达的经济需要一个发达的社会，因为“经济行为”是整个社会“集体心理的投射”。而每一种经济，都是其存在的“社会”和“所依赖的关键机构”的直接产物。
如果一个国家设法加速了它的经济发展但将其重要的机构体制甩在了后面，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创造财富的潜力将受到限制。过去的过去，世界各地的封建体制都在阻碍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同样，过去（三十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工业时代的官僚制度也在减缓着向创造财富的更高知识体系发展的速度。
那么当【过去】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实体的时候，经济发展依赖的关键结构革新速度跟上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了吗？或者是从开始变革后就只有很少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梦起始于【深化改革】，需要的是“同步发展”！
如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五年过去的时候，滴滴专车因为违反“法律”被叫停。滴滴专车却在网上被一些用户所拥护，并宣称坚持使用。直到此后神州专车推出。那么到底什么“经济环节”出现了“不同步”？
继续引用【阿尔文－托夫勒】的论述：
经济发展，或者想想人类文明进化的“高速公路”上，尝试测速，就会有领先者和落后者：
【每小时100英里】：在想象的告诉公路上，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疾驰的是一辆代表今天经济发展中变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机构”的车子：公司或者企业。
事实上，这辆车子也是社会上众多变革的驱动者。公司不仅在快速地运行着，而且还迫使供货商和销售商同时发生变化，因为他们都受到激烈竞争的驱使。
结果，我们发现公司在加速改变他们的使命、功能、资产、产品、规模、技术、劳动力的特性、与客户的关系、内部的企业文化以及一切一切。这些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着。
在企业界，技术的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往往超出了经理人和雇员所能应对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变化着，这不仅是在应对技术，而且是应对新的丑闻、新的规章、多样化的市场和金融业的动荡。与此同时，会计行业和其他体系也在争先恐后地追赶着。
于二认为：以金钱利润为目标下，公司或企业追逐与满足着“飘在前方的”民众与需求，其革新速度远远超过社会里的其他组织。事实可见，资本为了更高的利润，甚至驱使公司或企业去突破法律的边界。如果他们发现隐藏在重重迷雾下的“金矿”可以被光明正大的挖掘，这些公司或企业开动起来的速度超乎想象…
【每小时90英里】：有一辆车紧随在企业的车子之后，车里的乘客也许令人惊讶，连“于二这个穿越者”都感到惊讶。这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车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号机构：民间机构。
他们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被挤在第二辆车子里。
民间机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温室部门，是由数千个进行生产和变化着的非政府基层组织、亲企业和反企业的联合体、职业团体、体育联合会、天主教组织、佛教组织、塑料产品制造协会、反塑料产品的激进主义分子、邪教、憎恨税收者、鲸鱼爱好者，以及所有有关的人组成的部门。
大多数的这类组织都要求变化：环境、政府规定、国防开支、地区划分、疾病研究资助、食品标准、人权以及数千个其他的事业组织。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却拼死反对某种变化，并尽其所能来阻止或者至少减缓这种变化。
如美国的环境主义者利用法律诉讼、纠察队和其他的手段减缓了美国建设核电站的速度。他们不仅延缓工程，而且将法律诉讼的费用抬高到了极点，使得这些核电站将来无利可图。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这种反对核电站运动的观点，这里反映出人们利用时间和时机掌握的这门经济武器。
由于非政府机构所领导的运动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灵活的单位组成，而且是以网络化组织的，所以它们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周围形成层层的包围圈。
总的说来，研究者可以证明：
美国社会中任何重要机构的变化速度都没有这两个部门的快：商业界和民间机构。
于二认为：中国的民间机构远没有美国那么繁荣。可以说是大政府替代了很多民间机构的义务，但谁又能说这不是社会经济文明所发展的必经阶段呢？
【每小时60英里】：第三辆车的乘客也十分惊人：（美国的）家庭。
数千年来，世界大多数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数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家庭的规模变小了，更适合于工业和城市条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为了主体。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专家们还坚持认为，（美国）核心家庭（其严格的定义是一位工作的父亲、一位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和两个18岁以下的孩子）绝不会失去其的主导地位。而到了21世纪初，符合“核心家庭”定义的（美国）家庭数目还不到25。
单亲父母，未婚夫妇，带着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妇，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恋结合，这些家庭都纷纷涌现出来。因此，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家庭体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会机构中变化最慢的机构之一）就发生了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快速变化正在发生着：
在那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家庭单位具有许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农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教育过孩子、护理过病人、照顾过老人。
然而，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工作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教育由外面的学校代办了。医疗保健方面有了医生和医院，赡养老人成为了国家的义务。
今天，尽管公司都在履行着外包的各种功能，但是（美国的）家庭却在家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数千万的（美国）家庭来说，工作已经回到了家里，或是兼职，或是全职。方便在家工作的数字化革命同时也将购物、投资、股票交易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转移到了家里。
教育仍然主要在学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随着互联网、(z)ifi网和手机通讯在社会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里以及其他的地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赡养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和个人保险计划都在试图降低护理院和住院的高额费用。
家庭模式、离婚的频率、性行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异性约会的方式、抚养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于二认为：很明显，中国人大迁徙般的“春运”就是这种“家庭变化”的直接体现。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深刻的影响到了每个家庭。
【每小时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机构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变化着，（美国）工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从体力工作向脑力工作转移，从可互换的技能向不可互换的技能转移，从不用思考的重复性工作向有创新的工作转移。
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可以在飞机上、汽车里、旅馆里和餐馆里完成。人们不再是在一个组织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几年，而是从一个项目团队转向另一个特别工作组或工作小组，不断地离开原来的伙伴并且结识新的伙伴。许多人是签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签了合同的雇员。公司在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可是美国的工会却被冻结在了琥珀之中，因为它们满载着的组织、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纪30年代和大生产时代所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1955年，美国的工会代表着全美国劳动力的33。而到了2003年，这个数字是125。
非政府组织每小时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处于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国各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体。同时，每小时30英里速度的工会组织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众社会的衰败。（美国）工会仍然还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们就得需要一张新的地图和一辆更快的汽车。
【每小时25英里】：政府的官僚机构和职能部门。
几十年来，金字塔般的官僚机构很善于推脱责任、推迟变化，然而却在全世界执掌着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们知道，设立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不管它多么过时或者多么没有目标）远比关闭一个旧的官僚机构容易得多。他们不仅自己变化缓慢，而且还在减缓着企业改变的速度。可是，企业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需要的就是这种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
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药品时所花费的时间长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着用药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时候甚至死去。
令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十分缓慢，批准建设一条机场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批准一个公路项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于二（不怕被说“五毛”）认为：如果只能调用一样多的资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