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政府机构绝对不比西方的政府机构落后，甚至遥遥领先。如果有钱，谁不想给民众的产假延长三年啊？！
【每小时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们从车子的后视镜里往后看时，也能看到后面很远处还有一辆车子。这辆车子轮胎没了气，散热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向前行驶着，将后面所有的车子都挡住了不能快行。维持这辆破烂车子花费了4000亿美元，这可能吗？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000亿美元”。
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
以及远落后于美国的中国教育。美国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运作起来像是工厂，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护者是依赖教师选票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客。这种学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彻底地反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经济———只不过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罢了。唯一可以令他们挽回颜面的就是，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学校也好不到哪儿去。
企业受高速的竞争逼迫不得不发生变化，而公立学校的体制却受到垄断企业的保护。家长、有创新思想的教师和新闻媒体都呼吁着进行改革。然而，尽管教育的实验项目越来越多，但是美国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工厂式的学校。
每小时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学生适应每小时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吗？
于二认为：明显全世界的教育体制都面临严重危机，他们的“教育产品”严重过时了。甚至中国的教育研究者已经喊出“中国教育是毁人”的口号。有个亲身例子，很多美院学生毕业后过的很苦逼，他们却不知道将才华如何兑换成生活所必须的金钱。而于二所从事的游戏行业，却缺乏大量需要高端审美能力的游戏美术…
【每小时5英里】：并非所有影响世界经济的有机能障碍的组织都是国家性质的。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经济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组织的深刻影响。这些所谓全球性的组织是一批跨政府的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几十个制定国际规则的不甚显著的组织。
有些组织，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些是在75年前国际联盟时代出现的。剩下的大多数组织（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除外）也是在半个世纪前二战结束之后建立的。
到了2003年的时候，国家的主权正在受到新的势力的挑战。新的选手和新的问题正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这些政府间的官僚结构和常规工作却一成不变。
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4个成员国选举新的领导人时，美国和德国在人选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德国的候选人得以当选，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最后决定，“他们不能破坏50年以来让欧洲人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规矩……”
【每小时3英里】：变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国家里的政治结构。美国的政治机构，从国会到白宫一直到各政党本身，正受到来自越来越多的不同团体的要求的攻击。
所有这些团体都在期待美国的体制做出更快的反应，然而这些体制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抗辩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当时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身居要职的成员“康尼－马克”曾这样对我们（托夫勒等人）抱怨：
“在国会山，我们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连续超过两分钟半的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进行些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谈话……”
“我们必须将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搞公共关系、竞选或者筹措竞选经费上。我在这个委员会，在那个专门小组，在另一个工作小组，谁知道还有什么机构。你认为我真会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为那么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决策吗？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因此，越来越多的决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做出来的。”
对他的诚实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我们问：“那么您的工作人员到底是谁选的呢？”
政治体制的建立根本不是为了应付知识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飞速发展的速度。政党和选举也许更替不休，筹措经费和竞选的新方法正在出现，但是在美国这个知识经济最为先进、互联网使得新的选举政区可以立即形成的国度里，政治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却发生得十分缓慢，简直令人难以察觉。
我们几乎不需要为政治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做什么辩护。但是一成不变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200年历史的政治体制第一次发生根本变化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之后；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当时它充分使自己适应了工业时代。
从那之后，美国政府毫无疑问得到了发展。但是就基本的、体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国的政治结构仍然将以每小时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继续爬行，而且还经常停在路边休息，除非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危机也许到来的比世人想象得还要快。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时美国总统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当选）几乎导致危机的发生。
于二认为：对比愿意承担责任的决心上，中国的政党机构要“优”于美国所谓的民主。
【每小时1英里】：我们最后来到所有缓慢变化体制中最慢的一辆车：法律。
美国法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组织性的：法院、律师协会、法学院和律师事务所，另一部分就是这些组织解释和辩护的法律主体。
尽管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合并、刊登广告、开发诸如知识产权等新的专业、召开电信会议、搞全球化、努力争取适应新的竞争现实），但是美国的法院和法学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个体系运作的速度也没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令人无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几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微软公司反垄断案审理期间，广泛的推测显示出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把微软分成若干个小公司。然而，这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完成。等到案子结束时，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使整个案子变得毫无意义了。硅谷事件记录者“罗伯特－克林格雷”（robertcrgley）写道，这是“超高速的互联网时代”和“司法时代”之间的冲撞。
法律主体据说是“活着的”，但也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体每天都在改变，因为国会在撰写新的法律，法院在给现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释。但是增加的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仅占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这些增补的法律只使得现有的法律更加膨胀和庞大，而没有从整体上对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对其结构做出调整。
当然，法律的改变应该是缓慢的。它为社会和经济提供着一种所需的可预测性，可以及时地为过快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踩刹车限速。
但是缓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项法律将享受美国社会保障福利的65～69岁的老人的利益减少了“三分之一”。由于这项法律制定时正值失业率的期，所以该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励老年人工作，从而让更多的就业机会由年轻人所获得。这项法律已经存在了大约70年的时间，致使《福布斯》杂志以这样的标题来调侃这项改变：“快看！大萧条时期结束了！”
美国国会经过了几十年的辩论之后，也将两项关于知识经济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变化最快的产业之一电信业，一直受到1934年通过的一项已有62年历史的法律的制约。在金融业，掌管监督美国银行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是60年没有任何改变。美国管理股票和其他证券发行的基本规则都是1933年写成的。
直到2003年，全美国共有8300个合资公司，代表着几乎25亿个账户和几乎70000亿美元的资产。然而，这么大的投资数目却基本上受制于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时，账户不过30万，合股投资公司仅为68家，其资产仅为今天总量的“1/146000”。
在另一个领域里，当2003年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停电现象时，努力想恢复供电的技术员们感到了束手无策，原因是，据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霍默－狄克逊”的说法，这些技术人员不得不使用“几十年前所制定的规则，可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发电站都离消费者很近”。
直接影响诸如版权、专利和个人等领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已经远远地过时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法律，而是因为它们丝毫不顾忌这些法律。这既不是法律的稳定，也不是固定，这是法律上的僵死。
美国的律师们也许在改变着他们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却几乎一成不变。
那么中国的情形呢？所以说滴滴专车是“违反法律”的其实是“事实”的，也是必定的…
想象的高速公路的尽头，托夫勒总结为这是一场竞争：“惰性vs超速度”。
当我们看这些机构以及它们如何应对时，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其实也涵盖中国）今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种迅猛发生的变化，而且是“高速发展的新经济的需求”和落后的“社会体制结构的惰性”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对比。
二十一世纪的信息生物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发展吗？
或者说社会上的那些步履维艰、功能失调、陈旧过时的机构会让这种发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运转不灵的法院、目光短浅的立法体系、管理上的瓶颈和病态的增长只能造成更多的损失。看样子我们得牺牲掉某些东西了。
与那些众多相关但是却不同步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系统性功能障碍相比较，没有多少问题会被证明更具挑战性了。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得到世界领先经济的巨大好处，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根除、替换或者彻底地改革那些阻碍在面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机构。
随着变化的继续加速，这种机构上的危机也不仅限于美国了。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每一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都必须发明新的机构，摆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平衡关系。有些国家遇到的困难也许比美国的还要多，因为美国的文化至少对制造变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么说，尽管我们（托夫勒）刚才所做的这种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争议，但是有一个主要的事实却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业部门、国家的经济和全球体系本身等各个层次上，我们正在财富创造和时间的深层原理这两者之间进行着最广泛的变革。
而在最后，于二又加上了自己对“托夫勒同步发展规律”的补充：
在假想的社会经济文明发展高速公路上，慢慢悠悠的晃荡在最最后的，是“人的心理”。
社会上的每个人，心理都需要一种“安全感”。但是面对快速变化的未来，瞅着公路上将自己远远抛在后面的那些社会机构。尽管他们之间有快慢，有领先者和落后者。但是他们的变化速度，还是快过大部分人的心理接纳速度。这样的情况下，安全感何从建立？
所以说社会经济文明进入“知识时代”后，后工业文明、网络文明和其他等等让人类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多。人均寿命大幅提升，但是怎么大家都在说：找不到曾经的幸福了？
刨根问底的想一想：哪怕是产假放三年、而福利体系非常好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他们的人口出生率也出现了“负数”？
因为【人心】变化的太慢，而世界变化的太快。就算排除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而教育孩子的知识压力，连带自身找不到锚点的安全感，也是新时代年轻人“内心的挑战”…
面对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我们可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