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价的人炙手可热，也是财源滚滚。张联芳的老师朱石门就是大收藏家，他交游广阔，收藏惊人。
万历三十一年，张联芳乡试落第，旅行至淮安，有人来兜售天然硬木桌，淮安巡抚出价一百两，但张联芳以二百两买到之后，把桌子放到船上，连夜赶回家。
后来，张联芳在龙山之麓建造精舍，也造有舒适的船屋，或许是用来收购江南和杭州一带的珍藏，并赶快逃离愤怒的竞价者。
张联芳手中有三件宋朝稀有珍宝——白定炉、哥窑瓶、官窑酒壶，有个当地的收藏家出价五百两，结果被精明的张联芳所拒绝。
万历三十八年，张联芳得到一块重达三十斤的璞石：他先以清水冲涤，然后在日光下检验其成色，其色清澄，让他很高兴。张联芳把璞石交给玉工雕一只龙尾觥，或是剩下的寸屑寸皮，也值不少钱。
张联芳在河南孟津当官时，心想此地曾是周朝都城所在，相必有不少青铜器。张联芳从这里得到的铜器装满了数车，有三只一组优雅青铜酒杯和两只大花木罇，各高三尺，花纹兽面。
这个消息通过锦衣卫传达给了皇帝，这些宝物经过秘密调查，是盗挖三代古墓而来的赃物，被当地的太监劫夺据为己有后，再卖给张岱的叔叔张联芳。
皇帝也非常纳闷，张联芳获得古物的手段是否是不正当违法的。朱由校不允许担当重任的大臣亲属有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皇帝让锦衣卫私底下调查张联芳是否有掠夺人财收受贿赂的情况。
茅元仪去朝鲜的目的就是制作舆图，为大明朝更好地管理朝鲜地方打基础。
中国古代就有很完善的制图技术，但很遗憾的是中国古地图的绘制没有考虑到地球的曲面，这是很大的问题。
从明初开始，朱元璋就下令建造了大本堂，取古今图籍藏于其中。为保持行政区划、疆域、边关以及各地防区地图的时效性，他三令五申要求全国各地每三年造送一次地图，促进了区域性地图的测绘，绘制过不少区域性地图集和舆地图。
纵观明代的地图绘制，可概略分为三个时期。明初，有丈量土地后绘制的鱼鳞图，水利、漕运和远航绘制的江河图、海运图，各地和边关绘制的军事防务图。中期，地图集编制逐渐趋向成熟，生产了像《广舆图》等成就卓著的地图集，把传统的绘图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为防倭寇入侵又兴起了绘制海防图和江防图。后期，西洋传教士引入了以经纬度为基础的地图。
后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精美的《大明万国舆图》献给万历皇帝。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没有像某些文官想象中的会对世界地图的“大明”这么小而大发雷霆，神宗非常喜欢，并传旨命献六轴十二幅绸印的世界地图，并把这些绘制精美的地图赏赐给太子和皇亲，让他们装饰住宅。并要求利玛窦继续复制。
西方地理学书籍传入的新知识点使中国士大夫开始反省自己的天下观，他们在清楚划分的五洲、分明的经纬度和到处写满了国名的世界地图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明朝的一些士大夫认为遥远的欧洲人是通晓文理、温文尔雅的。实际上已经把天主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了。
绘制地图的测量从北直隶开始，主要采用天文观测和三角测量两种方法。
纬度测量主要通过观察太阳午正高弧来确定，或用天极高度，恒星中天高测定。后者因夜间观察和仪器使用不便而很少采用。
经度的确定，则主要采用月食经度法，即在不同地点观察月食的时差来推算经度。
不过在整个测量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还是三角测量法。
数理院制造了不少帮助绘制地图的仪器。首先造成了供观象台上使用的天文观测仪器，包括有天体仪、地平仪、象限仪、纪限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等大型仪器。还制造了简平仪、日圭表、测绳、测链、游标式量角器、函数计算尺度等小型仪器。
茅元仪亲自踏勘，制作了关于北直隶精细的测绘地图，这其中把各个府县、卫所的具体位置都精确标定。就借着这份经验，茅元仪被皇帝委以测绘朝鲜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