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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里有很多韦小宝式的人物，不仅发了财，还做了官，情人也不少。怪不得金庸先生要修改《鹿鼎记》，称不能让一个流氓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我大发感慨。
69、人情（3）
“我是研究人脑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人类一旦研究明白了人脑，人类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朴素也语出惊人。
“朴素的观点我赞同。雷默，听说你要做文人？”谭军似信非信地问。
“只是个打算。”我有些发窘地说。
“做文人有四大条件：一是不拘小节，二是放荡不羁，三是我行我素，四是顺其自然。” 谭军说完，“噔”地放了个响p，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这就是不拘小节。不过，你们要知道，凡是放响p的人都好交！”谭军不以为然地说。
众人听后更是哈哈大笑。
酒足饭饱之后，我想请谭军洗个澡。谭军说：“不行啊，老弟，还有一帮朋友在白金会馆等我呢。”我听口气是真的，也不便强求。
我们四个人走出大堂时，宋殿成正谦卑地送薛元清和夫人。冯皓把奔驰车开过来，下了车为薛市长开车门。薛元清和夫人上了车后，冯皓向宋老板挥挥手，奔驰车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
谭军上了自己的车走了，朴素和周婧还要请我喝茶，我想到父亲还在医院里，婉言谢绝。 东州的冬夜是喧哗的，因为东州人摆脱不掉躁动的灵魂。路灯与街两侧的霓虹灯交相辉映，透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繁华。
这一带是东州新兴的商业区，分布了很多高级饭店和写字楼。而且坐落着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领事馆，所以到了晚上，这里是东州最时尚的世界。大款、白领、官员、“三陪女”混杂，形成了一个都市生活的新景观。
与朴素、周婧分手后，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心绪无疆。我想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是一个渴望过灵魂生活的人，却无力构建心灵的庄园。心灵的庄园需要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希望。真正的希望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开车到省肿瘤医院时，已经是深夜了，120急救车闪着蓝光呼啸而至，一个人躺在平车上被推进急诊大楼。深夜的医院仍有很多人出出进进。冬夜的寒气人，我不禁感慨，人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过是生死场和名利场上的过客。即使你在名利场上是神，也逃离不了在生死场上做鬼的命运。
父亲终于出院了。他感慨地说：“这次手术等于自己死了一回，我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有生之年，我要写一部书来总结自己的一生，题目就叫《人到老年》。”我对父亲的想法大加赞赏，也希望他真正走出病魔的y影，让晚年生活充实幸福。
70、人大代表（1）
父亲出院之后，我就投入到长篇小说的构思中。我把手机交给了杨娜，断绝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沉思时，我一下子意识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作家是社会最后的良心。迟小牧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也不至于和六岁的女儿命丧黄泉。
我为故事的总体构架而兴奋不已。但是万事开头难，我在书房里憋了一个星期，也没想出个好开头。索性不写了，我开车驶向田野，在黑水河的大堤上，我望着冰冻的河床，心潮起伏。
我静静地坐在大堤上，点燃一支烟。风吹飞了烟灰，吹红了烟头。一只鹰在空中盘旋，仿佛我是它的猎物，突然，它一头俯冲下来，速度像离弦的箭，不一会儿就扎进了远处的森林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真理，最温暖来自寒冷，只有让你迷路的地方，才是你真正的出路。 想到这儿，我有些激动，我拿出打火机点着了河堤上干枯的河草。成片的河草一下子烧着了，火焰迅速地向远处蔓延。那情景就像我激动的心情。我望着远去的火焰，听着干草被燃烧得噼啪作响的清脆声，一个大胆的开头形成了……
“两会”期间，薛元清接受东州电视台记者专访，畅谈“银街工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说，“之所以启动银街工程，不仅是战略的需要，而且经过多方论证，完全存在可行性。中山大街上原有开工项目的布局符合银街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开发商看好银街沿线的部分地块，如果时机不成熟，政府也不会启动银街工程。东州要开放、要发展，就要有商业机会，推出银街项目是一个极好的招商概念。”针对银街工程下一步的主要工作，他说：“已拆迁结束的地块尽快开工建设是当务之急。而对于明年春天的银街开发，将成熟一块，c作一块，稳步推进是其主要原则。”薛元清同时预测，按照现有的二十八个项目的进展，两三年之后，东州的银街将成为全国第一商业街。
就在薛元清接受东州电视台专访的第二天，中山大街航空城路段，两辆飞驰的轿车相撞，将两名正在过马路的女中学生撞倒，当场死亡，两辆轿车上的六人也不同程度受伤。两名花季少女的生命转瞬即逝，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此事成为人大代表向薛元清发难的导火索。
上午，薛元清来到东州宾馆第三会议室参加中山区人大代表的讨论。薛市长一进会议室，一些人大代表的表情就十分严肃，欢迎的掌声刚落，素有刚直不阿声誉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赵岩就开门见山地问道：“薛市长，昨天的车祸说明，中山大街作为东州城市交通的脊梁，在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漏d，根本没有以人为本的理念。据我所知，中山大街每年发生的车祸有四五起之多，而今年接近十起。这些不该发生的车祸并未引起有关部门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孩子们的血不能白流。市政府要给人大代表们一个说法。”
薛元清这几天心情一直不错，自己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得到了两会代表的一致好评。“李张大案”后，有人估计东州经济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回暖。当时，美国公开把东州列为高风险投资区，形势迫薛元清背水一战。现在看来，自己赢了，财政连续三年百分之三十增长，仅此一条就够自己骄傲的。居然会有人大代表指着自己的鼻子讨说法。
薛元清平和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赵老的意思我明白，”他冷静地说，“城市建设更应体现人文关怀，政府一定会从这些血的教训中警醒，尽快出炉行之有效的道路安全整治措施。” “薛市长，作为公共产品，不管是修景观路，还是三四级马路都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赵岩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既要满足便捷、快速的要求，更要满足安全、舒适的要求，而现在东州的许多街路都远远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仅凭个人意志在城市中轴线的快速干道上搞什么全国第一商业街，建购物广场，五星级酒店，甚至七星级酒店，搞得动迁居民怨声载道。薛市长，请你谈一谈这银街工程除了靠卖地获得大量土地收益充当‘第二财政’外，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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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人大代表（2）
薛元清听了赵岩的话像当头挨了一闷g，“银街工程作为东州的世纪工程，对于提升东州城市形象、拉动东州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薛元清黑着脸说，“目前即将开工的和已经开工的项目有三十个，前来东州谈判的国内外投资者络绎不绝。现在看，银街拆迁达到两个最高，一是对中山大街拆迁户的补偿，如果加上奖励，每平方米达三千二百元，而五十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则达到四千一百元左右，这在东州区域性拆迁中达到最高；另一方面，土地出让价格也创下新高，三块地的土地出让价格均在每平方米七千元左右，这也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一位戴眼镜的人大代表是东州大学建筑规划系主任，“中山大街是东州市的交通脊梁，相当于东州市的长安街，”他摘下眼镜尖锐地说，“在这样一条城市交通主干线上建商业广场、五星级酒店，搞成商业街，应该说违背了城市规划的规律。大家想一想，长安街能建成北京的商业街吗？如果政府认为上大项目就能振兴老工业基地，就能解决东州百万下岗职工的吃饭问题，我看是枉费心机。政府过去搞的大项目还少吗？有几个是成功的。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早晚要受到惩罚的！”
薛元清听了这些话有些激动，他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依我看，银街工程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序曲，移民搬迁是银街工程的序曲。我承认在移民搬迁之初，由于工作方面不得当，老百姓意见很大，但是，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通过人性化工作化解了搬迁难点。应该说银街动迁工作获得了动迁居民、开发商、政府三赢的局面。”
“薛市长，中山区是东州市的核心区，这里的房子没有低于每平方米四千元的。大冬天的，老百姓一时找不到房源，只能投靠亲友，即使找到房源也只能在郊区买房子。这些居民的孩子原来都在最好的学校上学。许多软的东西是无法补偿的。动迁居民为银街工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存在赢的问题。薛市长，赢的只有一家，那就是滨海的开发商和建筑商。”赵岩措辞强硬。
薛元清被老赵的话激怒了！
“赵岩，你什么意思？”薛元清质问道。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李张’时代，东州也曾大兴土木，但我们从未看到‘滨海’字样，为什么这两年东州的建筑商都抢不过滨海的包工头？”赵岩毫不客气地说。
薛元清彻底愤怒了，因为自己曾经当过滨海市的副市长，又是滨海人。
“赵岩，你算什么人大代表？像你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人大代表的？” 薛元清指着赵岩的鼻子问。
双方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气氛非常紧张。最后还是主持会议的市人大副主任牛向南打了圆场，才暂时制止了讨论会的火药味。这次人代会，人大主任康明建因年龄原因退休，大会选举市委书记魏正隆兼任东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71、希望（1）
春天来了，黑水河的冰融化了，水波飞溅，冲击着沿岸的丛林，一股股清澄的春汛顺着许多沟渠和地面的裂隙喧嚣着滚窜到河流里面来。田野上有些地方还有星星点点正在融化的白雪，有些地方新生的青草刚刚出土。春枝拂苏了我的灵魂。我望着跳跃在树杈间的春光，仿佛心灵也散发出幽幽的清香。
又是一个通宵，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凌晨，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创作，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心灵庄园》，在这个春夜，被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当我把最后一页稿子从打印机上抽出来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疲力竭，但这种精疲力竭是快慰的，一种征服者的快慰和满足，一种从迷惘中走出来的解脱。我取出软盘，关掉电脑和台灯，去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听儿燕京啤酒，自己在客厅里独饮。
这时，杨娜穿着粉色的睡衣睡眼惺忪地从卧室走进客厅。她见我默默独饮便问：“写完了？”
我点点头。杨娜兴奋地从厨房冰箱里拿出一听儿可口可乐说：“写完了，我陪你祝贺一下。来，干。”说完，两听易拉罐碰在了一起。
书终于写完了，我把书稿给了清江出版社总编辑。这位老兄看了以后很激动，有意出版，但是在上报审批时，有人对号入座地提了不少意见，这位总编是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的人，一点责任也不敢承担，最后又把书稿退给了我。
书一开始就出师不利，搞得我心里很乱，我有一种输不起的感觉。杨娜劝我别灰心，她说：“雷默，万事开头难，全国那么多家出版社，这家不行，再找其他出版社试试，总会遇到知音的。”在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