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记者抽烟闲聊，说：“新闻要平和，要合作，要帮忙”……李晓光也经常这么说，但新闻和足协却越来越剑拔弩张。
突然米卢嘻嘻哈哈地走上来，他穿了件新买的花毛衣，蹦蹦跳跳地绕开满走廊的杂物，像那个突然闯进“闭关重地”捣乱的周伯通，弄弄这个，搞搞那个，急得郎效农大叫：“那叠纸别碰，小心烫手”。
足协搬家记（2）
杨一民极仔细地抹净新办公桌每一丝尘埃，朱和元极认真地谈着他的新话题，冯剑明又开始整理东西，张健强踱来踱去，三楼从搬家开始便有糊味，有人在用电热杯烧牛奶引发短路，“谁又在用电热杯哪，没公德心”，尉少辉大叫。
当郎效农确信米卢不大可能把他的宝贝文件弄乱后，才和王有民一起去了香河基地，他的“家”还没有搬完，就必须去看王俊生留下的那笔“遗产”是否合格——香河国家队基地虽然超标很多，但已经竣工了。他走出足协大门的时候，足协门口那著名的两棵树上有只怪鸟展翅而飞，“靠！什么时候了，还有乌鸦！中国足协要搬家，就应该告把门前这样树搬走，这么多年，球全是给这群衰鸟给霉的！”某人说完，啐了一口唾沫……
春天 高峰结束（1）
对于高峰而言，春天还没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浪子之路走到了尽头。正月初八下午，弹掉手中最后一截烟烬，他疲倦得一击即倒：“不玩了，不好玩了。”
在“丽斯花园”那幢漂亮得让人产生迷茫的房子里，我把一个认真的问题摆在那英与高峰面前：在不踢球日子里，高峰怎样面对余下的生活。这个问题静电一样触击着高峰，他说：“还没方向，真没方向。”曾经在“工体”南门开过一家涮r馆，很快就关门了，仗义疏财的他不适合做天下任何一门生意；曾经也有当教练的念头闪过，但生性不羁的浪子只能为人友，不能为人师。我说：“你还可以去电视台评球。”但高峰自己否决了这个建议：“我只会踢球，不会说话。”
高峰这辈子生来就是踢足球的，除了足球他不会干别的，所以，当金志扬听说高峰彻底歇了的时候，在电话那头捶胸顿足：“怎么真的就不干了呢？高峰没了，中国哪儿去找第二个高峰呢？”
生活之与昨天就是天翻地覆，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以前是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叫醒我，有些事情不能耽误了。”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用时针和分针啼啼哒哒提醒着这个浪子黑白颠倒的生物钟，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居然已经起床。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很不熟练地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高峰只用了一个月，就能把高尔夫球打进100杆了，但高尔夫无法填充他的生活；“丽斯花园”里那几条爱犬也是生活的慰籍，但无论“皮皮”还是“逗逗”都驮起不了一个球星失落的心灵；也许过几年会有孩子，这个主意不错，他俩说这可以给这么多年的分分合合一个交待。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椅遥相呼应，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
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c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妇一样为大家更换着烟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员自个儿忙着捣腾午餐（一个汉堡包），在被高峰拒绝续茶后，她静悄悄地坐在角落一侧，像个普通东北人家的媳妇一样聆听着男人们的谈话。她曾有言在先：“我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站在背后对男人的事指手划脚，别人会说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哄，所以现在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我对中国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时间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无法保持沉默，做无所事事状的她在一旁一直支着耳朵听着每一句谈话的内容。像一只敏感的声纳，高峰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关于yoyo，关于退役，关于离开国安很难说出自己到位的想法，于是，10分钟以后那英便像所有维护家庭权益的东北媳妇一样忍不住了：
那英说：“怎么开心就怎么活，我只要我们家老高开心就行，我不想对高峰退役发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们家老高嘴笨不会说话，我这才要帮他规整规整，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那点c性不是不了解，按理说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别是我和老高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么是球星？没有个性能成球星吗？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个性，他就牛，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屋子里很安静，就连客厅里的玻璃缸的鱼们也在倾听着一个东北媳妇的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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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高峰结束（2）
关于高峰，那英的故事仍在流传，事实上这一刻这个女人为这个男人的辩护词说明了一些东西，高峰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那英：“你吃药了吗？多穿点衣服。”那英点点头，松弛下情绪向客人解释：“高峰感冒了，你瞧他把我也给传染了。”说起高峰时，“格格”依然眼波流动——“我才不管他去哪儿，还干不干呢，只要他开心，去哪儿都成。”
不再踢球的高峰，仍然唱歌的那英，所以未来的日子更富挑战性，所以我认为这件事不太像一般意义的足球故事，更像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关心他们未来的生活模样，在整个谈话中，高峰不停地咳嗽，拼命地抽烟，而那英则像一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在旁边端茶送水，我不认为这是做秀，不知为什么，这对分分合合，打打闹闹的男女，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流行的一部电视剧的男女主角，《过把瘾》里的方岩与杜梅。8年前在大学生体育馆的缘起的一面注定了这场恩怨缠绵，纯中国式，他们永远会争吵，永远会和好，然后再争吵，再和好，我的一个奇思妙想是——也许当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气的前锋不再踢球后，就会和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情的歌手归于安宁，一切就像《百年好合》中的故事，只有伤心欲绝才能练就“百年好合”。
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就在那英为高峰辩护之时，“皮皮”私自跑出去了，一个老外邻居特别打电话通报，那英一阵风般出门“接驾”，高峰说：“最多时候家里养了七、八条狗，现在还有一条大狗在犬校训练。”高峰还说：“我非常喜欢孩子，非常喜欢。”在退出足坛的日子里，他将有更多的时间与狗以及将来的孩子在一起。
由于家里的保姆回老家过年去了，那英接完狗后就钻进厨房干起可能令人的歌迷意外的工作，从有节奏的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一个生手，高峰说：“我媳妇就这样，有时候我对哥们都比对她好……”依然用懒散的方式透露着某种骄傲，在这个浪子与玩了多年的足球分手后，也许他累得还再会与处了8年的女人分手，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意味着一个“结束”的春天，对于高峰也意味一个“开始”。
一个东北男青年与一个东北女青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媳妇”与“我们家老高”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人生已经很累了，让这对先后坐着火车从沈阳来到北京的男女真实过活，那英也有唱不动的时候，所以，我喜欢看到素面朝天的那英傍坐在“下岗球星”高峰身边的样子，发生着普通恋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或者白头偕老。
“那感觉一定很牛！”借用那英的话语方式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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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人范志毅
范志毅把胡子留起来，然后又剃掉，这两个行动他没有给出理由。
范志毅说：33岁过后，很多事情不再需要理由了，人是可以按自己的感觉做事。人生如球场，范志毅生猛而迅疾的感觉是对的；但有些时候他会猝然出位，铲翻别人或被人铲翻。
江湖已然很乱，能像范志毅这样恪守“老大”准则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很受伤，同样受伤的还有彭伟国、魏群，他们三个是曾经的好朋友，是死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江湖上对上述三人毁誉参半，但他们绝对够朋友———这一点现在已不流行，但弥足珍贵。
我曾经对范志毅说：你是个类型化的人，如果早生100年，可能是除暴安良的“小刀会”领袖；如果早生50年，可能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黑帮头子，早生20年，可能是挥舞红袖标文攻武卫的造反派。范志毅一愣，说：“我还是要当好人。”
范志毅要当好人，这说明他还是一个试图保持纯真的人。他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每年做一件善事。去年是参加了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义演会，今年又去了。
事实上我不准备把范志毅刻画成一个好人，他身上突然爆发的一种暴烈的东西影响他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圣人，他更接近斯托伊奇科夫、加斯科因、鲍耶这样至情至性的“混蛋”，可爱的混蛋。
我问过小范身边的朋友，“他这33年来打过多少架？”朋友的结论是：大小战斗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架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这是秉性。
小范妈妈告诉我们：从小他就喜欢吃馄饨，每吃必约一帮朋友，1毛3分钱一碗，如果身上只有5毛钱，他必再筹集2分钱请足三个朋友。这是面子。
阿三则告诉我们：他一向不喜欢怀疑人，朋友向他借钱，他从不皱眉头。有一次他终于被骗走100多万，心疼，但一言不发。这是气质。
这样的故事在小范身上很多，而且今后还要发生，因为他改不了耿直的东西。
与小范交朋友是件快乐的事情，他不像通常意义的上海人，他说：“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老家在宁波，后来举家北上。”宁波这地方始终是要出些人物的，比如《书剑恩仇录》里的“红花会”总舵主，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蒋介石。
像小范这样另类的上海人———是上海滩旧时风范的一个流传，是安在温柔窝里的一颗炸弹，是“小刀会”最后一把刀柄，是对必然秩序的一种“c蛋”。他的刚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他的脆弱源于他的善良。
我们知道，混蛋，在这个世道上也许是最有人性的。
20多年前，有个小孩每天必去黄埔江边看大轮船，看着铁锚在肌r虬劲的水手臂上拉起、放下，他说：“我要坐大轮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很远很远的地方”是爷爷灌输给他的——英国，那里有他爷爷的弟弟一家，爷爷的弟弟娶了一个英国姑娘，“每天可以吃甜点心”。
他就是范志毅，20年后，他终于去了英国，然后又回来，又去，又回来。这期间，他像儿时看到的那只铁锚般沉沉浮浮。现在，他有了一个女儿，圆了世界杯出线的梦想，又获得了“亚洲足球先生”，昨天我问他感觉如何，他居然说一句不相干的话：“我想请大家吃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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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旗帜成为手纸
高祖深惧韩信，假吕雉之手杀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生威风八面的淮y侯在“上不见天日，下不接地气”的情形下被三尺竹签扎成蜂窝，死前吐出一口怨气。
都“老家伙”了，诸如韩信、诸如尉迟恭、诸如郝摇旗、诸如宿茂臻、魏群，“曾经作为一个时代的旗帜，然后成为时代的手纸”。
这样形容有些残忍意味，因为有一个时代的开始，就会有一个时代的结束，始于职业化初期的城市英雄们，与一期再一期新闻纸一样，逐渐发卷、变黄，没有人能够对时间负隅顽抗。在职业足球，更须与时俱进，我们只是感慨：甲a8年的时代人物，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这个冬天特别适合分手，方式不同而已。王涛挥手退去是一种淡然，老茂掩面退去是一种愤然，魏群现在是一种茫然，曾经的大侠一夜间发现：想挥刀，可惜刀已无柄。还有李明一个传说是，实德可能要将他派发到拥有一流的港运业九流的足球业的新加坡踢球。恍然间，很容易让人想到宫磊“法属塔希堤”一样的沓沓岛国生活。
差不多了，廉颇在战国的“万人敌”时段，也不过10年光y，然后他就在饭桌与茅坑之间向赵王申报余勇，但“倾，三遗屎”。所以对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定义并不准确，该走的迟早要走，这是命里劫数，人生与围棋一样，由“劫”和“活”组成。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魏大侠的情景：那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在和刘文韬比试腕力，那时他很年轻，一身的腱子r沾满了发亮的汗珠，像一头农耕后刷洗过的莽牛，余东风说得极骄傲：“如果这支队有一样东西用不完，就是魏群的力气。”
魏群有一种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港九、油尖旺“老大”的人格魅力，但徐明定要用新兴的“企业意志”干掉一个世纪“袍哥文化”的感染力，我常常在想“没有魏群，会不会有’95保卫成都的成功？”这样的类比也存在于宿茂臻身上，没有这个喜欢l露上身的大前锋，有没有’99山东双冠王？米兰·昆德拉说，“人生就是不确定”，过了冬至，大碗喝酒大块吃r的魏群却被挂了牌去，历史就是一股青烟，我在青烟中遥望魏群就像遥望挂在城头一颗迟暮英雄的头颅。
跟老茂通上话时，他已从泣不成声中平静下来，一个小时候没去成英伦的汉子老暮之后却一定要去英伦，这就是全部的过程和答案。宿茂臻是我的朋友，他留给我的疑问，不是为什么退役，而是永远是一个悲情英雄，似乎北宋年间那个水泊梁山的英雄命运，毫不保留地遗传到这杆山东足球的旗帜上猎猎招展。
王涛是一架退役的b52轰炸机，这时他平静的力量与当年呼啸的派头一样动人，“功德圆满”是媒体准备送给他的一句结束语；只有李明透着一丝隐忧，如果谁像半年前米卢那样做掉他，贴上8分钱邮资就送李明去某个岛国，全体大连人肯定跟他急。
刘晓新说：我们没有权力评价这些俱乐部的做法。我同意，任何一个职业俱乐部都是一部需要更新的机器，我的触动只是——这帮在过去时光里占据熟悉空间的响当当的人物，竟然就去了，时间残酷得像一把铁刀。
一代人物和我们分手时，昨晚的残酒甚至还没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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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钉铁板”与“森林大海”
“钢钉铁板”与“森林大海”的奇怪组合
要认识宿茂臻，就绝对不可以忽视他伤痕累累的双腿。
当这个身高米，体重78公斤，踝关节嵌着一根6厘米的钢板，8枚不锈钢钉的大块头站在你面前，平淡地叙述着过去13年间的4次大伤，14次小伤和不计其数的皮r伤时，你会联想到《机械战警》施瓦辛格扮演的那个半铁半r的家伙。
钢板与铁钉是光荣的曼联送的，这使宿茂臻的伤也拥有一丝光荣的色彩，1989年秋天的某个下午，在鲍比·查尔顿、弗格森这些伟大人物的注视下，宿茂臻开始自己在曼联的第三堂训练课，如果这堂课顺利结束，他将与曼联签下一场正式加盟合同。
但是，一个叫斯坦因的光头疯牛般从侧后方铲了过来，“铲草机”至少铲掉了30英寸的草皮，也铲断了宿茂臻右踝关节。在曼城一个医院里，罗博医生用钢板与铁钉把犬牙关错的骨头整合起来，像在修理一个破旧的闹钟。
这是宿茂臻第一次受伤，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直到1998年的东京国立竞技场，“那天，骨头的响声响彻整个体育场，啪……很多队友都听见了，我第一次感到恐怖”，日本人弄断了骨头也弄断了韧带，我问过队医老尹，老尹的回忆：是的，那声音响得很奇怪，就像是一把弹弓被绷断。
“你知道躺在床上看队友打完一轮又一轮比赛的滋味吗？感觉生命像水一样溶逝……”这句话的话语方式令人吃惊，因为这更像是申思、谢晖这样的小资嘴里出来的，而不是从山东大汉宿茂臻嘴里出来的。
在仁川临海凭风的天堂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