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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只是一种y体，一种含着盐分的道具，一种让习惯同情弱者的中国人一不小心就换种立场体谅人的暗器，但之于中国足球的风花雪月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我不会因为你哭了就改变观点，毕竟一个人的眼泪比不过3月20日夜那场倾盆大雨，毕竟一个人的眼泪浓不过26年中国球迷的泪流成河。
想起小学时候读过的那篇英语课文，所以我只能借用阎掌门对湖北球迷的称谓对他说：“兄弟，我不相信鳄鱼的眼泪”。
李承鹏：阎掌门的昨天 今天 明天
第一次看到阎世铎，是在无锡女足锦标赛，那天的天气与今天的武汉一样，y冷而潮湿，但是身材高大的阎世铎先生一席话却冲淡了因国奥失利给每个人内心种下的y霾。
“中国足球会有明天，对此我深信不疑，”他甚至在随后的采访中对我说：“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都将义无返顾地走下去——我把乌纱帽拎在手里”，我知道，他引用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就职演说中著名的一句。
时间大约是在2000年12月1日，令我兴奋的是：这不仅是新任足协主席阎世铎对专业报纸接受的第一次专访，而且他敏捷的思路，引经据典的谈话，热烈而稳重的前景描述让一个记者仿佛真切地触摸到美好而伟大的中国足球的明天。
这是昨天；今天，也就是3年零4个月后，国奥再次失利。这让我很像经历过一场拥有崇高名义战争的士兵，却在惨败后感到无比虚无、疲倦。
其实我的困惑不在“昨天”，也不“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这世界上真有“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么“昨天”已经用空d的口号告诉了一个生冷y晦的“今天”——“今天”也势必不能再用什么动人口号来让我们去希望“明天”。
作为一名记者是不能擅自用特权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我能做的只是从观察和记录到的材料梳理人物的命运。阎世铎正好在我的视野和工作范围之中，我认为，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与中国足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关系甚大，在“长官意志”仍是我们这个时代决策、运转的一部通用驱动器的背景下，他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将成为这次“国奥兵败”的一个审视对象。
一切都像1999年底我们审视王俊生先生那样。
阎世铎先生到底做了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他按时打卡上下班，按期进行考核，按量进行政治学习；作为一个公民，他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按额上缴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熟读名人传记，稔熟名言警句甚至乡土俚语，甚至莎士比亚的著名诗句；但作为一个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他并没有让我们肃然起敬以至脱帽以礼的东西，在包括我在内的10余名主采足协机关新闻的记者们的记忆之中，除了那黄钟大吕式爽朗的笑声，温暖而有力的握手，和翻陈出新的格言，他很缥缈，像飘浮在足协办公通道里随时可以不见的一个影子。
4年了，阎世铎先生制造了一个“中超”概念，顺便瓜分了一次“世界杯出线”——但分析这两个成果的产生，必须首先要得知他上任之时继承了前任哪些遗产？王俊生从“丙三号”遁去之时留下了一个职业甲a联赛，留下了一个宝贝米卢，但我们不幸地知道：“中超”即“甲a”的花样名称；“世界杯出线”也是龙哥的胖手和米卢的妖气的合作。
阎世铎除此之外：nothg啊！
这个最简单的梳理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阎世铎站在王俊生的“昨天”奋力疾奔，4年后，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光荣的明天，而且落得个惨淡经营的“今天”。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表达：时间是有逻辑的。从逻辑上，没有好的昨天，怎会有好的今天；但明天？换个老百姓选举小区居委会干部的思路：当你连去年的灭鼠指标都没有完成，怎么会给你明年的机会？
当一个足协主席的任务如此简单：只要你给我们一个好的联赛，只要你给我们选个好的教练，只要你在谈“昨天、今天、明天”时不让我们觉得你是赵大叔、宋丹丹演小品。
“只惟上，不惟实”，一个足协中层干部昨晚这样评价我们的“掌门人”，关于这4年来中国足球的实质政绩多寡已毋庸赘述（请翻开各类报纸合订本）——我只是觉得，4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它是中国足球的一小步，却是这一届中国足协班子的一大步，“十年生死两茫茫”，而这4年，却让我们“尘满面，鬓如霜”了。
导致我这样一个足记如此冲动的原因很简单，前晚，当我看到5万中国球迷站在鞭子般抽打的大雨中欲哭无泪时，当我看到武汉学子呼号着大书“哀莫大于心死”时——我决心借用阎世铎先生教会我们的一句莎士比亚诗句反送给他：
“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时，请让我们友好地说声再见。”
拜拜了吧阎掌门——因为你无法给我们明天。
生于八十年代
无论《新周刊》还是《城市画报》都对以下划分都无比尴尬——生于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之初迸裂而出的“婴儿潮”，是我们时代巨大的不安的问号。
美国人把他们的人群划分为“迷惘一代”、“垮掉一代”、“嬉皮一代”；在中国，如果生于六十年代是“责任的一代”，生于70年代是“自我的一代”， 那么生于80年代则是“物质的一代”——想控制物质，反被物质控制。
兵败。沈祥福嘶哑着嗓子对在麻木中走向死亡的国奥队员吼叫：“你们让我感到寒心，索取、索取，你们能不能先奉献再索取？人——是必须要将荣誉放在第一位的……”但那一刻，我感到他如此乏力，一个生于1957年的老男人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在中国人口普查中占有9000万数量的族落，一个月花销绝不超过三百元人民币的土老帽已经没有办法制止弟子为了6000元而在赛前闹出“球靴广告”风波。
“还有9分钟，他们就呆呆站在原地看着对手反击，等着对手把我们淘汰，如果是容志行一定能打进三球，如果是范志毅进不了球也要踢对手两脚，但如果是八十年代，即使拿一挺机关枪架在他们p股后面也无动于衷”，败军之将沈祥福无语，脸上有种关于代沟的莫大哀痛。对于中国足球，“生于八十年代”是个问题，就像4年前，“生于七十年代”同样是个问题，中国足球人，越发稀缺上一个时代刺刀见红的精神。
时间在进步，但时代没有进步。“生于八十年代”没有“生于五十年代”的坚韧；也没有“生于六十年代”的进取；甚至没有“生于七十年代”的孤僻的力量。喝着可乐，吃着麦当劳，摸着电玩长大的这一代，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过程中不再拥有内心深处某种决绝的东西——刺刀见红？除了装饰在牛仔裤上的瑞士军刀外他们没有见过更锋利的器械！
这是真正完全版本从中国职业联赛中培养出的第一代国奥——“生于八十年代”，从踏上赛场的第一步就遭遇到时代馈赠的丰厚物质与年薪。所以，当你得知郝海东为了生计曾为“烟贩”时，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踢到34岁；当你得知范志毅为了一碗馄饨就走了10站路时，就可以理解’97兵败时他为什么会仰天痛哭；当你得知李伟峰小时候无比憧憬一杯牛奶，就可以懂得中科之战他为什么推迟手术也要上场……还有迟尚斌“死也要死在场上”，左树声“是男人就得踢球”
“生于八十年代”，他们就像一张信用卡，物质、冷漠、准确，可以为物欲随时透支，但绝不会为了感性的力量而奋不顾身，兵败之夜，没有哭泣，没有自罚，一切都显得很平静，打过电话去能感受到整个团队的沉默之下的无所谓，只是偶尔从“电游”上传出一声得分的“哟嗬”……提醒着他们还活着。
这届国奥的品质有些像白开水——没有高峰那一拨的酗酒如命；没有范志毅那一拨的吞云吐雾；没有潘毅的绳梯事件；没有张玉宁的“老七”称号，甚至连赌博都少有。他们像温良的小白兔，只要得到被认为应该得到的胡萝卜——因此，他们堕落成最没有个性的一届中国国奥，在少有违纪少有暴力的时候，却悲哀地走向不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另一个极端。
这样一个“时代年轮”的问题莫衷一是困扰着我们，中国经济的疯狂发展让我们未及消化所有的社会问题，就被迫背负起与以往任何一个年代不同的故事情节，正如“物质一代”的中国国奥大战前夜能爆发出单价6000万人民币的“耐克”“阿迪”隐形广告之争，正如当代大学生已经在讨论打扫教室应不应该收取一份报酬。
“把握物质，并被物质把握”，这样一个要命的“生于八十年代”将会因其族群的脆弱而成为被废掉的一代，这样一支被我们赋予未来巨大希望的国字号，已经悲惨失缺某种生存之本的坚硬品质，所以他们注定要输掉这场奥运之战——借用酷爱讲演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少有的一句实质之语就是：“你必须学会去爱，爱你从事的足球事业。”
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任何时代都必须坚守传承的共性，那就是爱。
——谨以此文献给“生于八十年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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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火柴的小女孩
幸福会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到来。比如说寻找跌在地上的假牙却摸到一枚戒指，比如说喝下滴滴畏寻死却发现遇上了假农药，比如说中国国奥在几乎死了的时候却赢了伊朗队，就像在离雅典越来越远的时候却突然得到一个《古希腊神话传说》或《雅典市区导游图》这类的诱惑。
永远不要怀疑中国足球能带给你的惊讶程度，就像永远不要怀疑周星驰能用某个无厘头让你转弯灯都没来得及打就得“脑筋急转弯”——3月27日，在一个普通的公休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已被马来西亚判了死刑的中国国奥回光返照，像《魔戒·国王归来》里那支突然找到灵魂的死鬼部队，风卷残云般干掉了传说中很强大的伊朗人。
不忍心将这个精准但可恶的比喻告诉沈祥福，在中国足球毫列逻辑的胜利后，他艰难地想寻找一个词汇来概括这个赢球夜晚的心情，看得出他很混乱并且这种混乱让他接近崩溃，他只能用一句大白话表达：“赢球，我觉得很窝囊。”因为这样的赢球，比直接被人干死还难受。
他甚至想起了米卢告诉过的一句话：“有一种胜利是关于战役的，有一种是关于战斗的——今天我们得到的只是一次战斗。”
事情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一、当中国国奥在高压舱一样的困境下还有种迸发出反噬之力获取胜利，可以让我们脱帽致敬；二、这样的大捷更让我们觉得那样的溃败很可疑，是怎样的原因让这支足以大败伊朗人的部队竟在7天前失足于马来西亚泥沼？
胜利不能掩盖一切，不是所有悬崖上的战斗都很高尚。有的时候，你越胜利最容易让人想起失败，你越熠熠发光就越让人注意冰山下面的沉重部分，或者你越像狮子就越发让人想起绵羊——我们的声明是，这样的怀疑与球队无关，只与造成球队7天前、24天前集体阳萎的某种原因有关。
中国足球就是这样一种“冰火两重天”式的精神体罚：把一个人吊起来打，打晕了，泼瓢冷水救醒，然后再打……这种抽疯式的过程最终导致米卢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什么是战役？什么是战斗？”所以，中国足球并不缺乏诸如“3·27大捷”这样的经典战役，但更多的是3月3日、3月24日罗织而成的猥琐家族史。
米卢他老人家真是成精了！这样一个猝不及防的胜利，很有些胸膛上粘了一撮“雄狮牌”胸毛的幽默，再来一场大雨就足以让它荡然无存——或者换一种斯文点的比喻：在寒夜之中遇上一点火花，你会感到愈发寒冷。
感谢胜利，但同时又仇恨胜利，因为时不时抽疯般来一下的胜利让我们受不了，让我们有这样一种悲哀刺骨的感觉——整个中国足球就像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擦燃火柴，熄灭，再擦燃，再熄灭……生活不会永远轮回，火柴不会永无止境，总有一天命运会跟泡沫里的中国足球开一个绝大的玩笑，但就像美国人讽刺中国网络泡沫经济，冬夜的火光里，天真固执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不留神就变成“卖女孩的小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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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不紧张”
《手机》的原名叫《说话》，刘震云不是拿现代通讯产品说事，是拿漫漫50年过程中中国人的说话来说事——这很有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十年间从吕桂花那声“牛三斤，俺想你啦！”就变成了严守一贼兮兮的“昨晚，你真坏——嗨！”，其实来自河南乡村老百姓的念想和萦绕在京城写字间楼特妖娆的私语没有区别；只是时代不同立场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从《木兰辞》的“唧唧复唧唧”到周杰伦《双截g》的“呼呼哈嗨”，一直到《大话西游》中的“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我们这个民族对于说话有一种特别的欲望，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即话语。
我们这个用脚的行业有很多喜欢用嘴的领导，每到大赛他们的舌头就兴奋异常，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抓捕拉登，从莎士比亚“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的名句到山药蛋作家“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顺口溜，犹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弄到你好崩溃。我怀疑他们关心的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的形式。
那天天降大雨，马良行本来安排女足姑娘们休假一天，但段局长突然的驾临使小马哥噤若寒蝉，不仅取消放假代之以“三从一大”的训练，而且按举国体制惯例让领导讲话，段领导就打了把小花伞讲了又讲说了又说，女足姑娘们就在雨中听了又听淋了又淋，终于听晕了全队上下淋病了5、6个姑娘而且据说还有两个正在来例假，有趣的是，临走前，段领导还语重心长地要求大家一定要爱惜身体杜绝伤病……几天后，中国女足再次惨败。
本届国奥最大的发明就是关于“不紧张”的系列演讲，从段世杰副局长到阎掌门到丁阿姨一直到教练组都天天开会消解队员的心理问题，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朱时茂陈佩斯在“春晚”奉献的那个段子——“报、报告导演，我叫不紧张”。唐僧在大话西游里死了行刑的小妖，我们的领导正在用政治报告死国奥小伙。比如说，前些时候王圣在阎掌门狂喷名言警句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精神恍惚了，他是个600多度的高度近视，这导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领导正目光如炬地盯住他，更糟糕的是王圣还要用铅笔轻敲桌面，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所以不久之后他就“叮当叮当”走人了。
说话可以杀人，国奥天天开会，天天问你紧不紧张——谎言重复一万遍都成为真理，你老问他紧不紧张，不紧张也被你弄紧张了。国奥兵败汉城后，前来“海滨城”说话的人如过江之鲫，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队员们回家休假，以中国球员生长的环境和蛋壳般的心理素质，说还不如不说。
现在，武汉“海滨城”就是一家疯人院了，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准接受采访，而且教练组手里握有全部队员的房间钥匙，目的就是为了监视是否有人会违纪，那天晚上从宿舍传来一声惨叫，因为有个队员正趴在被窝里偷偷给女朋友煲电话，一个教练穿着软底布鞋摸黑进来了，就直愣愣地立在队员床前听，听到儿女私情要紧处他也忍不住就发出了一声轻笑，把队员弄得和炸尸一样……
这样的封闭会把人性泯灭，而一支没有人性的球队是无法赢得胜利的，那天随国奥从德黑兰兵败回来，阎嵩突然在飞机上惊醒，他刚做了一个梦，梦到日本人打进了大连城，他在梦里大叫：“妈妈，赶紧把咱家存折拿上，跑路啊！”
不仅人性没了；连兽性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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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眼都会崩溃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感性得近乎性感的画面：
崔成国站在鹤翔莺飞的缓坡上，用一根纤细的丝线放飞着一架风筝，这个季节正是丹顶鹤迁徙回通程山庄的时候，以至于你的r眼分不清天际飞舞的究竟是鹤，还是风筝。这个韩国23岁以下最凌厉的杀手，这个传说中能够用眼神杀人的前锋，此时却像韩剧中很干净、很清澈的一个少年，几乎就要融化到橘子洲头傍晚的空气中。
金镐坤就远远注视着他的背影，注视着天才少年崔成国放飞着他新买的风筝，放飞他的梦想……直至晚上9时半，风筝早已融入一片夜色之中少年才转身离去，他转身对金镐坤说：“风筝很好，我要把它带回韩国。”
与此同时，中国国奥正在召开一个肃杀的会，肃杀地争论到底是上安琦还是上杨君，肃杀地研究到底是血战还是死守，肃杀地安慰趾骨断裂的杜威，肃杀地得出一个让人窒息的战前口号——“我们一起来承受”；队医如丧考妣的说：我们又增加了两个伤兵；沈祥福痛苦不堪地想：我该不该向领导做一个发自灵魂的检讨？……
只有事情才能改变人，人不能改变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幅画面像“反转片”一样注定着两